摘要：从人文经济学视角来看，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二者并非资源分配的零和博弈，而是具有相互生成、双向赋能的互构关系。二者的互构主要从价值、结构、效能、文化四个维度系统展开，从而打破了单一要素投入边际效益递减的传统规律。从现实图景看，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已形成分化的互构形态，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周期错配、主体错位、分配失衡、路径依赖等结构性矛盾。为解决这些矛盾，在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发展时，必须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坐标，构建四维互构的动态适配机制，实施不同发展阶段的落地策略，以物的投入服务人的发展、以人的进步反哺物的升级，为破解“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异化风险提供新的投资范式。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投资于物；投资于人；互构性协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正跳出传统“重物质投入、轻人本赋能”的路径依赖。这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将对物和对人的投资割裂看待，乃至视二者为零和博弈的分析范式，从人文与经济共生的维度揭示了二者深度互构、双向赋能的内在规律。厘清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互构逻辑，探索二者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对于破解“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异化风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准确把握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战略导向，必须先厘清二者在人文经济学视域下的内涵与理论特质，再从核心属性、价值指向、受益逻辑三个维度划定清晰边界。
（一）人文经济学中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意蕴及理论特质
1.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内涵
从内涵来看，投资于物主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对基础设施、产业设备、交通能源等方面的实物形态的资本投入，目的是通过完善一些硬件与条件为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搭建有形的支撑框架。在当前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聚焦新型基础设施、高端制造设备、绿色能源体系、公共服务硬件等领域，为产业升级赋能、为民生改善托底。很显然，从人文经济学视角来看，投资于物已跳出传统经济学“单纯追求物质资本积累”的狭义界定，被赋予了鲜明的人文属性，其目的指向“以物为载体、服务于人的发展”。在人文经济学的价值坐标中，投资于物带来的物的丰富，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得以实现的物质前提。投资于人是中国人文经济学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是人文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流派的核心标识，其本质是将发展的核心从“物的积累”转向“人的发展”，把人从“经济增长的工具要素”还原为“发展本身的目的”。这里的“人”绝非西方人力资本理论语境下抽象化、资本化的生产要素，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处于一定历史条件下、从事现实物质生产实践的“现实的人”。这种“现实的人”既非黑格尔意义上“抽象的人”，亦非费尔巴哈意义上“直观的人”，而是“具体的人”“社会的人”。投资于人正是对“现实的人”在生育、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多层次、多样化、动态性需要的精准回应。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发挥出“1+1>2”的协同效能，从根本上超越了将两类投资相互隔绝甚至彼此对立的传统认知。这种协同效应一旦突破单纯生产要素叠加的层面，便不再陷入“为了增长而增长”的路径，而是不断溢出经济边界，使物质的现代化始终服务于人的精神富足，最终走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新路。
2.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理论特质
作为人文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组成部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理论体系呈现出区别于传统投资理论的四大鲜明特质。
一是价值立场的人民性特质。人文经济学是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倡导先进文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的理论学说。无论是投资于物还是投资于人，都必须从人民的真实需要出发，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现代化以资本增值为核心、人仅作为手段而存在的投资逻辑。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始终遵循“资本优先”的底层逻辑，将投资的重心完全向物质资本倾斜，人的发展沦为资本积累的附属品，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富分化、精神空虚、社会撕裂的发展困境。而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再将物质资本的增值视为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投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种人民性特质，还体现为投资决策评价标准的深刻转变，即不再仅以短期的GDP增速作为唯一标尺，而是将居民幸福感、社会公平度、发展成果的普惠程度纳入综合考量体系。例如，在城市更新实践中，不再单纯追求新建商业地产的规模扩张，而是同步建设社区养老驿站、普惠性幼儿园、公共文化空间等，使“物”的升级真正服务于“人”的幸福，充分彰显了以人民需要为核心的价值立场。
二是理论渊源的继承性特质。这一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创新发展。生产力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共同构成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学理根基，使该理论体系具有深厚而清晰的思想谱系，而非浮于表面的政策口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运行要求生产资料部类与消费资料部类保持合理比例关系，避免供需错配引发结构性危机，这为理解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如何分别作用于供给侧与需求侧进而重塑社会再生产平衡结构提供了根本方法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强调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件，为阐释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互为前提、互相赋能的内在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从价值旨归层面，规定了一切经济活动最终都应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是在这些理论的共同支撑下，我国近年来推行了“新基建+新职业培训”的联动政策，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与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与当代拓展，而非孤立的政策实践。
三是运行逻辑的共生性特质。这一理论体系彻底打破了“两类投资相互挤占资源”的零和对立假设，构建起“物的投入为人的发展搭建载体、人的发展为物的投入赋能增值”的共生逻辑，实现了物人协同而非此消彼长的投资格局，使二者紧密结合，统一于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与整体跃升之中。这种共生性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发展语境中的二元对立思维：要么产生“重物轻人”的路径依赖，将资源过度向基建、地产等领域倾斜，最终引发产能过剩、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要么走向“轻物重人”的误区，脱离物质基础盲目扩大福利投入，落入高负债、低效率的“福利陷阱”。而共生逻辑构建出“物质资本升级—人力资本增值—更高水平物质资本迭代”的正向循环链条：覆盖全域的交通网络、普惠性的数字基建、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设施，能够大幅提升人力资本投入的可及性；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创新型的科研人才，又能让先进的生产设备、算力枢纽充分释放效能，避免物质资本陷入“闲置空转”的困境。以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为例，当地在持续建设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同时，同步推进“工匠培育计划”与数字技能普及工程，让每一台智能设备都能匹配操作熟练的技术人才，最终实现生产效率与产业竞争力的双重跃升，这是共生逻辑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
四是价值取向的整体性特质。这一理论体系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旨归，要求实践活动在目的、手段、过程与效果四重维度上均经得起伦理审视、实现内在统一，使“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兼具经济意涵与伦理意涵的双重整体性，从而区别于单一追逐经济指标增长的传统投资范式。这种整体性还体现在时间维度上的可持续性。传统经济学认为，单一的物质资本投入会随着规模扩大出现边际效益递减，最终增长停滞；而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协同，通过物质资本迭代为人力资本升级提供新场景、人力资本增值反过来推动技术持续进步的动态机制，使经济增长摆脱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形成边际报酬递增的长期增长态势。可见，整体性特质贯穿投资决策的全过程、全周期，既关照当下民生福祉的即时改善，也着眼于长远发展动能的持续积蓄，最终指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整体图景。
（二）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概念边界
1. 概念边界模糊化的现实表征与理论症结
在我国的发展实践中，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协同推进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但在理论阐释与落地执行的过程中，对两类投资的认知，始终存在概念边界模糊的情形。一种倾向是将二者简单地等同于“硬件投入”与“民生投入”；另一种倾向则是在实践中出现“泛化打包”的偏差，将本应投向人的资源变相挪用于形象工程类的物质建设，最终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初衷。在理论层面，有些研究陷入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误区：要么将投资于物完全等同于落后的旧发展模式，全盘否定物质投入的基础性作用，走向“去物质化”的极端；要么将投资于人简化为拉动消费的政策工具，把对人的投入仅仅视为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手段，消解了其“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事实上，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为了打破二者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而提出的，强调的是，二者并非相互替代、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而是共同统一于经济效率、人的发展与社会公平协调的高质量发展目标之中。从这一意义上看，厘清概念边界，恰恰是避免理论研究滑入二元对立陷阱的前提，而非制造新的对立。
在实践层面，概念边界的模糊催生了“伪协同”的现象：一些地区打着“两类投资结合”的旗号，将本该用于义务教育、基层医疗的民生专项资金挪用于建设地标性建筑、豪华文旅场馆等形象工程，并将其包装为“提升市民文化素养的人本投入”；也有一些产业项目以“培养高端人才”的名义申报补贴，但资金实际用于购置非必要的高端设备，最终出现“硬件堆满车间、人才培养空转”的资源浪费问题。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投资于人本应是一种以人的能力、健康、素养增值为标准的生产性投资，而非与一般物质性支出随意混同的消耗性开支，其关键在于“人力资源”是否真正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人力资本”。可见，没有建立清晰可执行的概念判定标准，两类投资的协同便容易沦为模糊操作下的“灰色地带”。
2. 概念边界的三重划分维度
清晰地划分概念边界，绝非将两类投资对立割裂，而是为了在边界明确的基础上实现更精准的协同。立足人文经济学的理论立场，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概念边界应当从核心属性、价值指向、受益逻辑三个维度加以确定，从而构建起既有理论区分度、又具实践操作性的划分体系。
一是核心属性边界，以投入的核心承载形态作为基础划分依据。投资于物的核心属性是形成可长期复用的有形物质资产，其产出形态具备明确的物理边界，表现为设施、设备、厂房等可被反复使用、独立存续于投入主体之外的实体资本；而投资于人的核心属性则是形成依附于个体的人力资本增值，其产出形态与特定个体的能力、健康、素养直接绑定，不能脱离承载主体单独存在。这一划分超越了仅以“硬件”“民生”为标签的表层区分，将判定的着力点真正落在投入成果的存在形态本身。
二是价值指向边界，以投入的首要目标作为本质判定依据。这是区分两类投资的核心标准，跳出了单纯以物理形态划分的局限。投资于物的价值指向首先是为生产或公共服务搭建物质载体，物的丰富服务于更高层次的发展目标；投资于人的价值指向则首先是直接作用于人的能力提升、健康改善与素质提升，使人从“经济增长的工具要素”还原为“发展本身的目的”。正因如此，二者的紧密结合在本质上要求处理好“人”与“物”的投资关系，构建“人优先于物、物为人用”的投资协同逻辑，实现保障性供给与发展性赋能的有机统一，而不能止步于物的堆叠。
三是受益逻辑边界，以投入的受益覆盖规则作为场景划分依据。投资于物的受益逻辑具备非排他性，同一物质资产可以同时为成千上万的社会成员提供服务，公共基础设施、产业平台等概莫能外；而投资于人的受益逻辑则具备个体指向性，投入的价值直接定向沉淀到特定个体身上，即一个人的技能提升、健康改善无法同时被多人共享，这类投入的收益是精准指向个体发展的。这一维度尤其有助于甄别实践中常见的“伪人本投入”，即名义上指向人、实质上不具备个体指向性受益结果的项目。
二、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互构性阐释
202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一战略部署的核心要义绝非将两类投资作为独立政策模块简单叠加，而是要推动二者形成深度互构、双向赋能的有机关系，从而构建起“物的升级支撑人的发展、人的提升反哺物的优化”的良性循环，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的内生动力。探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互构性，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延伸，也是对传统西方经济学增长模型的系统性超越，主要是重新确立两类投资的共生关系，发挥二者的协同性，创造出任何单一投资都无法实现的增长价值，这正是新发展阶段突破传统增长瓶颈的核心理论支撑。
（一）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互构性内在机理
从人文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非两个外在并置、需要人为撮合的政策范畴，而是同一价值创造过程中不同环节上的展开形态，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构性”：投资于物是投资于人得以现实化的基础性建构力量，投资于人是投资于物获得意义与方向的价值性引领力量，二者相互生成、相互转化，构成一个动态闭环的互构结构。
1. 互构的底层逻辑：基于马克思主义“主体—客体”关系的理论溯源
两类投资互构性的根源，并非来自政策制定者的主观设计，而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类实践活动本质规律。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人类一切生产活动都表现为“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双向运动的统一。一方面，人作为实践主体，将自身的智力、体力对象化于客观世界，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创造出物质产品和生产资料，这是“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经过人改造的客观世界又反向作用于人，外部的物质成果、技术工具、制度环境不断塑造、提升人的认知能力与实践能力，这是“客体主体化”的过程。这一辩证运动并非两个相互独立的阶段，而是同一实践过程内在统一的两个侧面。将这一规律置入经济领域：投资于物在本质上是人的智慧、经验与创造力向外部世界的投射与凝结。无论是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还是传统的厂房机器，本质上都是“过去劳动”凝结而成的物化智力成果，是“主体客体化”的实践结果；而投资于人则是外部物质成果向人的内在能力的反向转化，教育、医疗、培训等投入正是将既有的物质文明成果重新内化为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与健康素质，完成“客体主体化”的过程。资本与技术本质上是“过去劳动”的凝结，是死劳动，必须依靠活劳动的注入才能被激活，才能实现价值的转移与增值，人是生产过程中唯一具有能动性的价值创造主体。这一双向运动揭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从来不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要素，唯有结合为一体，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二者在分离状态下都仅停留于可能性层面。人文经济学的互构性机理，正是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证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有机整体，二者都是驱动长期增长的核心要素，并非彼此割裂、可以相互替代的关系。
2. 互构的第一向度：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的生成性赋能
投资于物并非消极地等待人去使用、去激活的静态存量，而是表现为一种主动的、塑造性的力量，持续地从物理空间、认知边界、社会连接等多个层面，生成新的人的能力，从而为投资于人开辟全新的可能性空间。一是新型物质平台的迭代不断拓展着人的认知边界，生成了人的创新潜能释放的全新路径。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先进算法等新型生产资料，本身并非仅仅是被动接受劳动者操作的工具，而是物化了的尖端智力成果，反过来又构成劳动者认知能力跃升的物质前提。唯有依托这些新型平台，劳动者才可能习得复杂的数字技能、形成跨领域的知识结构，进而从事更具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这正是新质生产力之所以依赖“新型劳动者”与“新型生产资料”深度融合的内在原因。二是数字连接设施的普及重构了人的社会网络，生成了人的社会资本积累的新通道。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现代交通技术为依托的新一代流通方式，极大地压缩了时空距离、降低了交易成本，这类基础设施不仅服务于商品和价值的实现，更在客观上重塑了人与人之间协作、交流与信任建立的方式，使原本受地理、行业壁垒所限的个体得以接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协作网络，从而获得知识扩散、技术外溢所带来的社会资本积累。无论是教育领域的智慧校园建设，还是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网络，物质载体的更新始终是人的能力得以现实展开的前提条件。
3. 互构的第二向度：投资于人向投资于物的创造性赋能
投资于人并非被动地等待物质投入的最终落地，而是作为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力量，从效率迭代、需求创造、价值赋予三个层面持续生成新的物质投资方向，为投资于物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一是人的技能升级持续推动现有物质资产效率的迭代，生成了存量物质资本的增值空间。只有高素质的劳动者，才能设计出更智慧的算法、操作更精密的设备，并在此过程中推动物质产品的不断迭代与创新，生产出前所未有的新产品与新服务，创造出价值的新形态。这意味着，投资于人并非外在于物质资本运行的辅助性变量，而是直接决定着既有投资于物存量能否实现增值、能否避免边际效益递减的关键力量。二是人的需求升级持续催生全新的消费场景，生成了增量物质投资的全新赛道。随着人民群众的需要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跃迁，新型消费方式反过来会对供给端产生强大的牵引力，引导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向更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领域，进而形成“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动态平衡。三是人的文化创造持续为物质载体注入新的精神内涵，生成物质资产的溢价。物质建设若仅停留于功能性满足层面，便容易沦为单纯的工程产物；唯有将人文关怀与审美意境注入其中，物质载体才能真正升华为承载情感与归属感的存在。例如，道路设计要考虑步行体验和社区连接，公共空间要营造审美意境和归属感，这正是“道器合一”哲学智慧在物质投资领域的具体落实。这意味着，人的文化创造力与审美能力的提升，本身便是物质资产价值得以倍增的内生变量。
（二）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互构性展示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阶段，人文经济作为融合经济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全新发展范式，正在打破传统增长理论中“重物轻人”的路径依赖。两类投资的互构性，不应仅停留于单一维度的作用机制，而应覆盖价值、结构、效能、文化等。从这些维度系统拆解两类投资的互构逻辑，既能厘清人文经济区别于传统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也能为当前各地推进两类投资深度融合提供可落地的系统性行动指南。
1. 价值维度的互构：从二元对立到目标统一
价值维度的互构是整个体系的基石，它从根源上消解了两类投资的价值对立，将原本被割裂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统一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立场上。在传统发展模式中，两类投资的价值定位长期处于错位状态：投资于物被窄化为拉动GDP的工具，其人文属性被忽视，大量项目陷入“为建而建”，却没有给普通人带来真实的生活改善；而投资于人则被矮化为福利性支出，被当作经济增长的“配套成本”，相关支出在财政紧张时易被削减。这种错位的根源在于将投资于人简单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式的让利分配，但二者存在本质区别。前者着眼于通过能力建设激发个体潜能，使人在获得发展机会后能够自食其力、通过劳动获得应得的收入；后者仅仅是政治市场中以福利换取选票的商业化交换，是对人本身的一种漠视。
价值维度的互构正是从根本上扭转这种错位的价值排序：一方面，投资于物的价值标尺被重新校准，所有物质投入的最终价值判定，不再以投资金额、资产规模为核心标准，而是要锚定“是否服务于人的发展”这一根本目标；另一方面，投资于人的价值属性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消耗资源的福利成本，而是所有物质价值能够持续生成的源头活水。由此，二者的价值目标完全统一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方向之上，这正是人文经济超越将人工具化的功利思维、回归“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价值重塑所在。
2. 结构维度的互构：从分散布局到协同适配
结构维度的互构是整个体系的支撑，它通过两类投资在空间布局、要素配比、层级分布上的深度适配，构建起覆盖全领域、全周期的协同骨架，从制度层面避免资源错配。传统模式下，两类投资的规划长期处于分隔状态：以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等建设为代表的物质投入，与以教育、健康、技能为代表的人力投入往往各自为政、相互割裂，由此衍生出两重困境。一是重“物”轻“人”，部分地区硬件设施超前但内生动力不足，遇到“有产无才”的增长瓶颈；二是“人”的发展缺乏“物”的承载，人力资本、创新能力等要素脱离了物质载体，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甚至因虹吸效应出现人才外流。
结构维度的互构打破了这种投资分割的布局逻辑，建立起双向嵌入的协同结构。其核心在于推动“产、城、人”三者在空间上的立体叠加和功能集成：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通过新区高质量建设与老城区城市更新，为人才提供宜居宜业的物理空间；同时，加强中小学、医院、社区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的服务能力建设，最终形成一个能够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这一结构性互构从规划源头上避免了两类投资的脱节，让整个发展体系的骨架既具备物质的硬度，也具备人文的温度。
3. 效能维度的互构：从边际递减到持续增值
效能维度的互构是整个体系的动力，它通过两类投资的双向激活，打破传统模式下单一要素投入带来边际效益递减的困境，构建起持续增值的动态循环系统。传统增长模式中，两类投资的效能都存在明显的天花板：投资于物的边际效益会随着投入规模扩大而快速下滑，持续追加的基建投入很难再带来新的增长动力；而投资于人的效能释放往往缺乏载体支撑，大量投入的人力资本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出现“高学历人才就业难”与“产业升级缺人”的结构性矛盾。要打破这一困局，关键在于使两类投资在消费端、投资端与市场端形成联动。在消费端，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稳定未来预期，实现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在投资端，通过追加投资促进现有产能改造升级，推动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在市场端，通过推动市场设施互联互通和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而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有机结合中实现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
效能维度的互构能构建起双向放大的效能循环：一方面，投资于物为投资于人的效能释放搭建普惠通道，使对人的投入突破资源限制，实现规模化增效；另一方面，投资于人所激活的劳动者素质提升与消费能力释放，又可牵引物质资本投资朝向更高效率的配置方向演进。这种双向放大的效能循环，最终形成“物质效能提升→人的能力释放→物质效能进一步升级”的正向闭环，让整个经济系统的增长摆脱边际效益递减的束缚，从而实现长期的高质量发展。
4. 文化维度的互构：从物质崇拜到精神共富
文化维度的互构是整个体系的升华，它超越了单纯的经济领域，将两类投资的协同延伸到精神文明建设层面，最终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文化维度的互构让两类投资成为文化传承与创造的双向载体。一方面，投资于物成为文化记忆与生活体验的物质容器，在物质建设中嵌入本地的历史文化基因与消费体验，新建的公共空间不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而是承载集体记忆与情感认同的文化载体。另一方面，投资于人成为文化创造的内生源泉，通过文化素养的提升与多元化、特殊化消费需求的满足，唤醒不同群体的文化主体性与参与感，使各群体不再是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而是文化生活的积极参与者与创造者。文化维度的互构，是两类投资最深层次的融合，这使得物质不再只是工具，人也不再只是劳动者，二者共同生成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实现了物由功能载体走向意义生成的符号转化。
三、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互构的现实图景与矛盾审视
互构性作为理论逻辑，一旦落回现实土壤便呈现出比理论描述更为复杂的图景：不同资源禀赋地区在互构实践中形成了成就与分化并存的现实样态，一系列预设之外的结构性矛盾也随之浮现。有必要在梳理地方实践形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审视周期错配、主体错位、分配失衡、路径依赖等深层次矛盾，为理解互构实践的现实张力提供依据。
（一）互构实践的现实图景：成就积累与形态分化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我国不仅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等投资于物的领域形成了雄厚的物质积累，而且在民生保障、人才培育等投资于人的领域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二者总体上呈现协同推进的态势。但随着互构实践深入推进，预设之外的结构性矛盾也逐渐显现：部分地区智慧设施建成后长期闲置，配套人才政策难以落地，出现“硬件越先进、人的适配性差距越大”的反常现象。这表明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非简单的线性叠加，二者的有机结合需建立在对现实矛盾的清醒认知之上。已有研究指出，我国资本存量虽已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质量与新加坡、日本、韩国及欧美经济体相比仍有显著差距，“物”强“人”弱的资本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与创新能力。这一判断为剖析互构实践中的结构性矛盾提供了重要参照。
从地方实践来看，国内不同资源禀赋地区已经形成了差异化的互构实践形态，呈现出层次分明的现实图景，既积累了可资借鉴的成熟经验，也暴露出不同的短板。在东部沿海产业高地，互构实践已进入深度融合阶段，形成“平台—人才—产业”闭环生态：高水平产业平台集聚优质人才，人才创新又反哺产业能级的提升，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实现良性互促。在中部制造业转型城市，互构实践正处于攻坚突破阶段，呈现“硬件先行、能力追赶”的过渡性特征。以贵州黔东南数字乡村试点为例，当地已实现行政村5G基站全覆盖与通村物流网点全布局，物质基建短板基本补齐，但村民运用智能手机对接电商平台的能力不足，基层干部也缺乏数字文旅运营经验，能力培育仍处于“碎片化”状态。这表明互构的核心矛盾不在硬件供给，而在于如何将已落地的物质设施转化为群众“能上手、能受益”的发展能力。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实践中，以江苏徐州贾汪区为代表的探索颇具典型性：将废弃煤矿巷道、老旧矿区厂房改造为文旅研学基地、智能制造产业园，实现存量物质资产价值重塑；同步推进原煤矿工人向文旅服务人员、产业技术工人转型，使传统资源型劳动力在新物质场景中找到新职业方向，走出了具有资源型城市特色的互构路径。
上述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既有研究判断：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虽已呈现“人升物降”的趋势，社保就业、卫生健康等投资于人类目占比持续攀升，交通运输、城乡社区等投资于物类目占比相对收缩，但这种总量层面的结构优化尚未充分转化为区域间、群体间互构效能的均衡提升；增量资本产出率持续走高所揭示的物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压力，也尚未在欠发达地区得到有效的人力资本对冲。换言之，宏观结构调整的“势”已形成，但向微观、向基层传导的“能”仍明显滞后。
（二）互构推进中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透过上述差异化的现实图景可以发现，一系列共性的深层次矛盾正在互构实践中逐渐暴露。这些矛盾并非简单的执行层面失误，而是源于传统治理逻辑与互构内在规律之间的冲突，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周期错配矛盾，这根源于两类投资回报规律的天然差异。投资于物通常具有建设周期相对确定、收益显现较快的特点，而投资于人往往需要经历更长的孕育周期才能转化为可见的生产力提升。这种周期落差容易诱导地方决策者在政绩考核与短期收益的双重压力下，优先选择见效快的物质项目，而对长周期、高外部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系统性低配。
二是主体错位矛盾，这根源于两类投资决策逻辑的本质区别。物质项目的决策通常是自上而下的、由政府部门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的，具有效率高、落地快的优势；但人的需求是高度个性化、分散化的，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群体对能力提升的需求千差万别，难以由单一部门统一精准预判。这一矛盾决定了简单套用物质投资的“工程化”治理思路来推进人力资本投资，往往会出现供需错位的结果。
三是分配失衡矛盾，这根源于两类投资收益分享机制的天然偏差。物质项目的收益容易向资本方、运营方集中，而人的能力提升所带来的收益，高度依赖个体的努力与机会，难以实现普惠性的公平分配。在部分地区的互构实践中，本地普通劳动者未能充分分享发展红利，不同群体间的发展差距反而拉大，这背离互构所应秉持的人文初衷。
四是路径依赖矛盾，这根源于传统增长模式的惯性约束。长期以来，许多地方习惯于依靠“大干快上搞基建拉动GDP”的增长路径，在推进互构实践时，不自觉地将投资于人也视为可量化、可竣工验收的“工程化项目”，从而消解了人力资本投资本应具有的灵活性与个性化特征。这一矛盾在更深层次上，与现有研究所揭示的地方治理中“区域协调发展不充分”“人力资本投资精度不足”“要素配置重物轻人”“跨部门联动机制缺乏”等现实挑战相互印证。即便在拥有多重战略叠加、工业基础扎实、体制相对扁平高效等多重优势的地区，要素配置向“物”倾斜、对“人”的投入仍主要依赖行政主导而缺乏市场激励的格局，也并未得到根本性扭转。
四、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发展的理路
人文经济学作为融合经济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全新发展范式，正在重构传统增长理论中要素投入的底层逻辑。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虽已呈现协同推进的现实图景，但周期错配、主体错位等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其根源往往在于价值判断标准的缺位。有鉴于此，推动二者协同发展，必须依次解决“以何为据”“如何运行”“因何而异”三重问题，三者层层递进、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协同发展由理念到实践的完整理路。
（一）协同发展的核心遵循：锚定人文经济学的底层价值坐标
协同发展的首要前提是，跳出传统增长模式中“要素替代”“先后推进”的认知误区，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遵循，建立不可动摇的价值共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在传统叙事中常被置于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中，而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在发展目标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即通过物与人的协同发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内在统一。唯有确立这一前提，协同发展才能摆脱“先做大蛋糕、后改善民生”的线性思维。
协同发展的第一原则是目的一致性，所有协同决策都必须以“是否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判定标尺。任何物质投资项目在立项之初，都需同步完成“人文价值评估”，不能仅以GDP增速、资产规模作为审批依据。这一评估的意义不仅在于事前的方向校准，更在于事后的责任追溯：当物质投资的绩效考核纳入人的发展维度，决策者便不再有动机将资源投入单纯引向易于显现政绩的“物”的扩张，从而从源头杜绝“为建而建”的异化物质投入，让所有投资于物的行为，从一开始就锚定服务人的核心目标。第二原则是机会公平性，协同资源的分配必须向普惠性群体倾斜，避免出现“精英捕获”的失衡问题。这一原则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协同发展所释放的增量价值若仅由具备先发优势的群体或区域获取，便会在客观上加剧而非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最终背离协同发展的初衷。因此，必须通过价值层面的刚性约束，让协同发展的红利真正覆盖全体社会成员，守住公平底线。目的一致性原则解决的是“为何协同”的问题，机会公平性原则解决的是“协同的成果归谁”的问题，二者共同构成协同发展不可偏废的价值双翼。
（二）协同发展的运行逻辑：构建四维互构的动态适配机制
价值遵循需转化为可操作的运行机制，协同发展应基于价值、结构、效能、文化四个维度，建立动态适配机制，打破单一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
一是在价值协同层面，建立双向价值转化机制，打通两类投资的价值流通通道。设立跨部门的协同价值核算体系，把人的能力提升带来的生产效率增长、消费升级贡献，折算为可量化的经济价值，纳入物质投资的效益评估；把物质设施完善带来的公共服务可及性提升、人的发展成本降低，折算为人文价值，纳入民生投入的效果考核。通过统一的价值核算标尺，彻底消解“投资于人是福利成本”的传统认知，让两类投资的价值在同一体系内相互转化、彼此赋能。
二是在结构协同层面，建立“空间—制度—网络”三重嵌套机制，从规划源头避免两类投资的脱节。在空间布局上，推行“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投用”，新建产业园区、城市新区的物质基建规划，必须同步配套技能培训中心、托育点、社区医院等服务设施，防止出现“硬件建成、服务空白”的空城问题；在制度设计上，把两类投资的协同要求嵌入产业准入、企业认定的标准体系，用硬性约束取代柔性倡导，确保协同要求不因执行层级的弹性裁量而落空。需要强调的是，结构协同所要求的“配比”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定标尺，而应随发展阶段动态调校：投资于物在任何发展阶段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意义，而投资于人的相对比重则会随发展水平的提高持续上升。这意味着“空间—制度—网络”的三重嵌套机制本身也需要保留必要的弹性接口，使其在不同发展阶段能够灵活调整两类配套的相对权重，而非机械套用统一比例，从而避免结构协同异化为新的“一刀切”式的安排。
三是在效能协同层面，建立数据驱动的双向放大机制，以激活存量资产的潜在价值。依托城市数字大脑搭建“人—物”协同数据中台，实时采集物质设施的运行数据与人的行为数据，通过算法动态优化二者的适配关系：智能产线的运行数据同步反馈给工人技能培训系统，根据产线的升级进度提前更新培训内容，让工人的技能成长始终适配设备的迭代节奏；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数据同步反馈给人的需求调研系统，根据居民的使用习惯动态调整服务供给内容，让物质设施的利用率持续提升。通过数据流的连接，让人与物的互动从被动适配转向主动共创，实现协同效能的指数级增长。这一机制的深层次动力，可从供需结构的视角加以理解：新型劳动者与新型生产资料的优化组合构成更优化的供给端，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塑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需求能力，供给与需求两个维度通过新型生产方式与新型生活方式的精准对接实现良性互动。
四是在文化协同层面，建立集体记忆共创机制，让两类投资共同推动形成区域文化认同。在物质更新项目中，搭建本地居民参与的文化议事平台，让普通市民共同参与老旧街区改造、工业遗产活化的文化内容设计，把集体记忆嵌入物质空间的细节之中。这一机制之所以构成四维协同的“压舱石”，在于价值、结构、效能三重协同更多作用于资源配置的“硬层面”，而文化协同则致力于在居民心理与社会认同的“软层面”巩固协同发展的合法性与持久性，若缺乏这一层面的浸润，前述机制即便在技术上运转良好，也可能因缺乏群众基础而难以持续。
（三）协同发展的分阶路径：适配不同发展阶段的落地策略
价值遵循与运行机制虽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其具体落地却无法脱离区域差异而一概而论。面对国内不同资源禀赋地区的协同实践图景，协同发展不能推行“一刀切”的标准化模式，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的落地策略，并在理念、制度、实践、保障四个层面协同发力，以整体性思维构建系统化、规范化的策略实施框架。
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发展高地，协同发展的核心方向是“引领性突破”，重点布局面向未来的前沿协同场景。此类地区已基本完成基础设施的规模化积累，投资于物的边际效益开始递减，而高端人才与前沿创新的稀缺性日益凸显。对此，协同的着力点应从“补硬件短板”转向“育软实力优势”。具体而言，应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领域，搭建全球顶尖的科研大平台，同步配套覆盖顶尖科学家到基层实验人员的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推动前沿硬件设施与顶尖创新人才的深度融合，打造全球领先的产业创新生态，探索人文经济中前沿领域的协同新范式。
在中部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城市，协同发展的核心方向是“衔接性攻坚”，重点破解“硬件升级快、人力适配慢”的断层问题。此类地区往往已具备相对完备的制造业基础，但产业智能化改造速度常常超前于劳动力技能更新速度，由此形成结构性的能力错配，若不及时弥合，存量的物质资产便可能因缺乏匹配的人力支撑而陷入低效运转。对此，应围绕本地主导的先进制造产业，推出“产线改造与技能升级同步计划”，企业每投入一笔资金进行智能产线改造，政府可配套相应比例的资金用于一线工人的技能培训，让工人的能力提升跟上产线的迭代节奏，从而快速释放存量物质资产的潜在效能，推动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
在西部地区的县域乡村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方向是“普惠性激活”，重点把已经落地的物质基建转化为普通群众的发展能力。此类地区在过往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已积累一定的基础设施存量，但受限于人力资本水平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滞后，部分基建设施利用率偏低，未能充分转化为居民切实可感的发展机会。对此，应着力提高覆盖人口全生命周期的投资体系建设水平，加大人力资本开发利用力度，统筹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使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提升在此类地区形成同步演进、相互成就的良性格局，真正使既有基建从“沉睡的资产”转化为“激活的动能”。
五、结语
随着“十五五”规划的深入实施，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从战略共识加速走向制度实践。一方面，协同核算、动态适配等运行机制有待在更多领域先行先试、迭代完善，重大项目审批也将逐步从单一评估物质资本投入产出比，转向同步考量人力资本带动效应；推动形成民生部门与经济部门常态化协同治理的格局。另一方面，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地区的差异化路径仍需在实践中持续得到检验与校准。与此同时，随着智能硬件与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迭代—能力提升—技术再升级”的共生演化机制，“人力资本发展指数”等人本导向的评价标准有望与传统经济指标并行，成为衡量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尺。总之，唯有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走出一条区别于西方传统现代化的人文经济发展新道路。
【文章来源】《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