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3日，马克思主义学院第六十八期湖思读书会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如期举行，同学们相聚在纪忠楼309展开了此次读书分享活动。
本期的分享者是田文雅同学，她分享的书目为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是现代社会学与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之一，与马克思、涂尔干一起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其学术成就之宏大精深，影响之深远，在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他的这本社会学著作是20世纪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之一，也是社会科学中广泛引起争议的著作之一。
在这本书中，韦伯论述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本质；二是社会伦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在肯定精神与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力的前提下，韦伯阐述了新教伦理与潜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动力（即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某些关系，即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去说明貌似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的运作制度背后由一套极为不合理性的新教伦理所支撑，即近代资本主义合理经营的态度是由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派的宗教伦理的驱使而形成的。
田文雅同学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这本书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剖析，即什么是新教伦理、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关性。
首先，新教伦理是建立在加尔文宗所主张的天职观、得救预定论及理性的禁欲主义之上的伦理观。对加尔文宗来说，预定论是它的典型教义，为了证明自己是被上帝拣选预定得救的人，个人就必须在世俗职业中做出超乎常人的骄人业绩，以证明自己得到上帝的恩宠，是被上帝拣选的人即“选民”。新教徒把世俗职业视为“天职”，其理论特色就是采取入世的禁欲主义，即他们鼓励追求财富，积极入世，同时又反对奢侈和无度的消费。
其次，依靠勤勉刻苦、自制禁欲，利用健全的簿记方法和精心计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合法的获取预期利润，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经济合理性观念，韦伯称之为“经济伦理”，而把这种合理性观念还传播应用到社会的其他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从书中看出韦伯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视为一种尽职尽责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
最后，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韦伯在书中明确写道：“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天职观念基础上的理性行为，它的源头则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理性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都只出现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在韦伯看来，几乎所有与理性资本主义有关的种种因素也都是西方文明独有的。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一般特征，就是理性主义，其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整个西方文明传统。韦伯认为不同的文明形式产生了各自独有的精神核心，宗教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发生在西欧的新教改革原本是出自宗教动机，但新教伦理所表现出的现世禁欲精神和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却无意中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新教伦理赋予了经商逐利行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据此，田文雅提出了两个问题供大家交流讨论：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当时技术较发达的中国和印度出现？儒家伦理抑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杨淑贞以中国为例，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进行了解释，认为当时的中国在政治上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地位低下，人们万不得已才会选择经商谋生；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缺乏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和市场；在文化上占统治地位的则为儒家思想，修身治国才是其推崇的理想，因此资本主义没有在当时技术较发达的中国和印度出现。吴小丽认为还可以从地理位置的因素进行补充说明，西欧主要国家由于山地多而耕地少，且港湾众多，形成了以商业活动为主的海洋文明，从而形成了冒险精神和勇敢的民族性格；与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和印度则更加求稳，安土重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对于第二个问题，杨帆同学指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定义为一种带有理性计算特质的、追求和拥护经济利益的精神，认为正是其中的禁欲主义、职业劳动等观念，促进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而儒家伦理主要崇尚“和”，相比追求领土扩张和经济竞争，他们更推崇人际和谐、良好的涵养和“君子”式的美德。恰恰是这种和平主义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
讨论结束后，大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均有了新的认识，此次读书会在热闹而愉快的氛围中圆满结束，期待下次的读书分享活动更加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