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精神对于推动社会革命、民族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在过去几十年间，由于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共产国际的历史价值及其精神的时代价值受到巨大冲击。围绕共产国际有三个主要问题——共产国际解散问题、共产国际与苏共关系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必须予以澄清。
共产国际解散问题
关于共产国际主动解散的原因，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比如，“外交利益说”认为，“斯大林所以解散共产国际，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斯大林把共产国际视为累赘，强调“它是有损俄国的利益的”；也有“轻易放弃说”认为，“共产国际的正式解散是对同盟国的廉价代价”，“解散共产国际完全取决于斯大林的个人意志”，是没有经过相关各方慎重考虑的；还有很多人持“革命失败说”，直接把共产国际的解散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划等号。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和错误的，是机械孤立视角下的主观臆断，是对历史的误读。
首先，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当时的共产党人为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共同应对法西斯主义威胁而做出的战略抉择，并非苏联的绝对意志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国际在全球范围内帝国主义国家和被殖民国家之间、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的时代背景下成立。资本逻辑的继续运行，引起全球经济危机深度爆发，催生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严重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其次，经过共产国际长期的孕育和发展，各国共产党逐渐成熟，共产国际解散有益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开展工作，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十月革命胜利后，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刚刚成立，在思想上缺乏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组织上缺乏必要的人员和物资的支持，因而在共产国际组织中，各国共产党作为下属支部参与到革命中。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过共产国际的扶持和援助，各国共产党迅速成长起来，无论在理论素质还是组织建设上，都比初期有了很大的改善，工人运动进入独立应对各国内部复杂问题的新阶段。共产国际内部深刻地认识到，此时“由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推进共产主义事业在政党层面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与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各国党独立自主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因而于1943年5月22日公布解散决定，各国共产党人对此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虽然“共产国际作为一个组织已不复存在，但是它的事业还在继续发展”，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协调仍保留了部分机制，如保留对各国的广播，保留“苏普列斯”电讯社和保留联系服务处等机构，继续推进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共产国际的主动解散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而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世界主要阶级、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矛盾，主动放权各国共产党独立解决本国革命问题，灵活推进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战略举措。
共产国际与苏共的关系问题
关于共产国际与苏共的关系，一直以来存在着一些错误观点。比如，“苏共操控说”认为，“共产国际只是前苏联的一个工具”，“实际上又掌控在苏共中央之手”；“个人独裁说”认为，共产国际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斯大林的个人利益”，共产国际的重大决策都由他作出或经过他同意认可的，斯大林“实实在在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无可置疑的‘太上皇’，共产国际一切事务的最高决策权完全掌控于斯大林之手”。这些观点都是机械的、片面的，使得我们无法真实还原共产国际的历史价值及其精神的时代价值。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观察就能发现，苏共在共产国际中基本上承担了一个大党的责任，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苏共对共产国际有一定的操控，但作为共产国际中的一个大党，苏共承担了大党的责任，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当时苏共和各国共产党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苏共只能承担大党的责任，而不会操纵共产国际。产生操控论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共产国际运作中，苏共的意志经常影响或决定共产国际的意志，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其他国家共产党与苏共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认识水平和组织水平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或其他错误思潮层出不穷，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以及那些转向革命立场的社会党，对一系列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的原则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而列宁、斯大林、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领导者基于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发挥着矫正无产阶级革命方向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以来，法西斯主义已经抬头，而共产国际时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尚未成立或成立时间较短、力量弱小，仍处在推翻剥削阶级政权的革命斗争阶段。因此，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相比，苏共发展相对成熟，这使得苏共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特殊，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能判定苏共在为一党利益而主导或操控共产国际。相反，在国际法西斯主义威胁下，苏共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也主动承担了团结和支援各国共产党发展的大党责任。即使在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干涉多方面压力下，苏共仍“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所以，从“操控”的贬义角度来定义共产国际与苏共的关系有失偏颇。其次，当时共产国际的相关制度安排决定了苏共只能承担大国责任，而不能操控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内部的组织制度和民主程序是有效的，并非苏共完全主导共产国际的运行。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苏共参与了共产国际的治理，并基本按照各机构的民主程序运作。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
与共产国际有关的问题中，在国内争议最大的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以往人们主要从“量”上进行机械性判断，频繁出现所谓过大于功或功大于过的简单判断。主张过大于功的一方，有的把王明等个人的一些错误放大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层面。主张功大于过的一方，其研究是有积极价值的，但侧重于从单个方面叙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积极性。在将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整个过程中，共产国际发挥的积极作用主要集中在思想方面和组织方面。
从思想方面看，共产国际对这一进程的支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1919年3月）、共产国际翻译和出版的书报期刊、列宁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系列论述等，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而这些理论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思想前提。其二，共产国际文件和相关领导人多次表达出将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国情相结合的思考。其三，共产国际后期通过《共产国际》《莫斯科》《真理报》等平台多次积极宣传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和战略策略，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同，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理论氛围。从组织方面看，共产国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进程的影响主要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实践主体。其次，在中国革命推进过程中，为了让各国共产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而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干预越来越少。最后，共产国际在组织上支持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赞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和实践，从而使中国革命迅速走向胜利。
由此可见，从整体性角度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进行考察能够发现，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为中国共产党最终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的核心地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功绩显然超过了失误。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原题《关于共产国际的几个问题——写在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之际》。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