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资本主义理论由于把握住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代，所以也就开创了一个理论新时代。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列宁在继承第二国际诸多理论家思想基础上所确立的帝国主义理论范式，所发现的资本主义新的历史阶段的结论并不是一个旧时代的思想遗产与古董；就哲学贡献而论，列宁当时出于政治实践需要恢复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与观点，弘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最基本的理论方法。而后来苏联教科书体系则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东西的坚持与理解加以教条化神圣化，这就导致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没有前进，反而产生向“前马克思主义水平”倒退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的使命并非简单地坚持与继续列宁思想，而是通过“回到列宁”这个中介最终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初的语境与问题，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与思想视野；就政治思想也就是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而言，这是列宁思想中最丰富的部分。他首先是以实践家与革命家身份，“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利用国际资本主义的国家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发动十月革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条革命道路不仅瓦解了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格局，而且带动了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广大落后东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其短暂的执政时期，以果敢与无畏的探索精神形成了“俄国人走自己道路”的政治理念。这是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列宁的资本主义论：方法论工具箱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是迫于当时沙俄书报检查制度而不得不以“寓言形式”宣判资本主义死刑的书。列宁是当之无愧的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开创者。其帝国主义理论在基本继承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垄断论”、部分借鉴卢森堡的“积累规律论”、全盘否定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具体来说，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遵从了以下辩证的历史逻辑过程：生产集中—垄断—金融资本—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理论问题上，与其先驱和同侪相比，列宁避免了当时研究方法上片面性与非批判性弊端。他没有停留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内部的政策论（霍布森）或流通消费环节决定论（希法亭）水平上，没有受制于外因结构决定论（卢森堡）、机械的世界体系平衡论（布哈林），更是超越了回避矛盾的“和谐一致”、实乃“僵死抽象”的“超帝国主义论”（考茨基），而是从资本主义变化着的生产关系总体过程、总体发展阶段、“自我运动”逻辑，特别是不可克服的内在的矛盾及其必然灭亡性的高度，来把握帝国主义的历史性、关系性本质，从而得出“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垄断阶段”这样一个科学结论，并全面地概括出其著名的五大根本特征与趋势。
列宁哲学思想：新世界的向导
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标志，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结束了恩格斯逝世之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普遍存在的严重的哲学无意识局面，坚持并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特别是哲学党性原则；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相结合的政治自觉性，重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传统的思想联系，特别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心从第二国际的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核心转向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核心。列宁在坚持与继承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与可知论的立场基础上，特别突出了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即认识论的重要性，并自觉地把运用辩证法反对认识论上的不可知论与机械反映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中之重，实际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心从恩格斯所突出的一般唯物主义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深入研究的历史辩证法向认识辩证法的转折；这是列宁远远高出那些固守经济决定论的第二国际学者的独特贡献。
在瑞士伯尔尼集中从事黑格尔辩证法研究阶段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有了第一个原创性贡献。即首个发现马克思《资本论》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辩证法或者认识论中的辩证法这个精髓。苏联哲学家们将列宁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是认识论”论断精辟概括为“作为认识论与逻辑的辩证法”。这也就是列宁所说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统一”。而这个三统一的根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内在矛盾的认识论：“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对于概述资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的分析”，所以列宁的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密不可分的。第二个原创性贡献是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他在领导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运用辩证法的立场反对折衷主义与形式主义。
列宁政治思想：从领导权理论到治国理政的辩证法
列宁思想在今天的时代价值与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一种对旧秩序具有颠覆性力量的革命理论，更是一种开创未来的建设发展理论、治国理政的思想方法。今天我们要从列宁一百多年前领导苏俄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国内革命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从战时共产主义走向和平建设时期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中汲取丰富的政治智慧。他特别强调，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那种革命比较困难但建设较容易的道路相比，俄国革命取得政权胜利比较容易，但巩固胜利、最终取得胜利要困难得多。随着革命胜利，俄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是党内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当然，列宁又是一位头脑异常冷静务实的政治家。他字字珠玑地指出，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革命的方法搞建设：真正的革命者最大的危险、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而“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
在发展的视野中重思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从革命和改革的双重逻辑出发反思中国现代性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纪念列宁所开辟的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从推翻一个落后的旧制度到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制度，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飞跃；而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到通过体制改革，改变不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与人民生活提高要求的旧体制，实现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这又是一次重要的历史飞跃；而从有重点有步骤地促进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完善到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地提高党与政府治国理政的能力水平，这则是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与动力的更加科学成熟的新阶段。不通过革命，就不可能建立起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能自动地促进一个国家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关键是要通过改革找到最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新体制，而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具体表现的新体制，最终要进一步具体化为一整套高效而公正的治理体系与方法。这样看来，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环环相扣，制度建立、体制改革与治理体系与能力完善层层落实、步步深入。这是不容割裂与违背的历史辩证法。
总之，在新时代重访、重思、重估、重塑列宁思想，其中至少有三点值得铭记：一个是其帝国主义理论，会使我们放弃很多浪漫幻想，并克服狭隘实证的鼠目寸光；一个是其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辩证法，即要从宏观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待革命、建设、改革、治国理政的辩证关系；前两点服务于第三点：即要像当年列宁坚定俄国道路自信一样，我们今天要坚定中国道路自信。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