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把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纳入“五位一体”社会总体布局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布局之中，社会各界再次掀起了研究热潮。但如何准确认识、科学把握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者们见仁见智，并未达成共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甚至各执一端、彼此对立，亟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既有性与鲜活性思考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今天人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争论并未停息，而理清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整体性角度出发，深刻把握传统文化自身发展演进规律和逻辑，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任何文化都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反映和服务于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并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不断演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先民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发展壮大和繁荣昌盛。从整个演化过程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历经岁月沧桑，却从未中断，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系统，延续至今。在此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过去的、既有的，是我们无法回避和逃避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和生命延续力，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它是鲜活的、不断发展的和与时俱进的文化形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既有性和鲜活性特征，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从文化整体性角度来看，它们是辩证统一的。作为一个完整、独立和一脉相承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与演变，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肌体和血液中，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将其置于人类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把握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规律与趋势，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特征，“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孕育到繁荣壮大，经过了一个漫长而复杂曲折的发展演化历程，从上古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端开始，经历了殷商西周，从神本文化步向人本文化；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学派林立；秦汉时期，统一帝国与文化一统，儒学独尊与经学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道、佛冲突融合，多元激荡；隋唐时期，兼容并包，多元文化空前繁荣；两宋时期，理学自觉内省，市井文化勃兴，科技文化极盛；辽夏金元时期，内忧外扰，多元文化冲突融合；明清时期，文化专制空前，闭关锁国。但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以血与火的形式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遭遇最深层危机，被推入了一个蜕变与新生的新阶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历史的回音，又是现代化的号声，是现代文化的最深厚的内蕴与根脉，需要我们结合时代发展要求，继承创新、薪火相传和代代守护。当然守护并不是原封不动，而是有扬弃的继承，以古鉴今和古为今用。
坚持交流互鉴、开放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与开放性思考
如果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既有性与鲜活性主要考察的是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属于文化在时间上的特性，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与开放性，亦即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主要考察的则是文化在空间跨度上的碰撞与交流问题，属于文化在空间上的特性。
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对于特定的文化而言不仅是一种外在条件，而且是一种内在的具有前提性的因素和永恒的必要条件，任何离开具体环境来谈论文化，都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
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成的自然地理环境来看，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在气候方面，中国地跨寒、热、温三带，大陆性气候强，季风气候明显，类型变化多样。总体来讲，相对隔绝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相对稳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促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相对封闭的特点，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型的民族特色、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让它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在异彩纷呈的文化大舞台熠熠生辉。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诞生之日起，虽然生存在一个相对稳定、保守的空间，但是文化迁徙、文化聚合、文化传播、文化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
在全球化新趋势下，文化的相对封闭和开放性问题，集中表现为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当今世界，“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彻底打破，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更加普遍与迅捷，形成了一种多样而又统一的新文化景象。
历史和现实表明，自我封闭的文化禁锢之路只能是死路一条，而主动出击、海纳百川的文化开放之路，才是应对挑战的唯一出路。文化开放和全球化的结果，不是文化的同质化，也不是文化的“西方化”，而是多样化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争奇斗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明性与被明性思考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机整体，马克思曾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体存在，其本质不在于他的自然性，而在于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认识和理解文化，关键就是要认识与理解人。由于人是一种自我反思、自我理解的自为的存在，而文化又是这一存在的本质规定性，因此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事物，而必须要对其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明性分析。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明性与被明性
新时代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前提就是要对其进行深刻反思与科学评判，这是一个关系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的重大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有其自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演进规律，这是其在自然意义上的“自明”特性；另一方面“自明”并非是一个纯粹自然的被动过程，它内含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先辈们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积累与传承的智慧结晶，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创造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是一个在文化实践过程中不断反思、评判、创造与“被明”的过程，那种将传统文化建立在主观唯心和先验观念之上的思想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中华传统文化极其特殊与复杂，既是历史的存在又是现实的存在，既是显性存在又是隐性存在，既有积极方面又有消极方面，既包含精华也包含糟粕，只有站在中华民族主体的立场上，对其进行自明性分析、自我反省和理性审视，才能够真正“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
（二）以人民为中心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和工作导向，增强人民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以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承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过去走到现在和迈向未来，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不断累积和承继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汲取丰富营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明确强调，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等制约，中华传统文化“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只有“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才能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