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上午，我院20级硕士研究生于纪忠楼YF311教室开展马克思主义学院第一百一十五期湖思读书会活动。本期分享者是任文雅同学，她分享的书目是《神圣人：至高权利与赤裸生命》。
首先，任文雅同学对本书的作者及写作背景做了简单的介绍。吉奥乔·阿甘本（1942— ）是意大利哲学界和激进政治理论界的领袖人物。他早年任教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大学和维罗纳大学，之后在威尼斯建筑大学、巴黎的国际哲学研究院、瑞士萨斯斐的欧洲研究生院和瑞士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担任教职至今。另外，他还是美国西北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客座教授。阿甘本深受海德格尔和本雅明思想的熏陶，曾参加过海德格尔关于黑格尔和赫拉克利特的研讨班，主持过本雅明著作意大利译本的翻译工作。他对欧陆哲学、政治思想、宗教研究以及文学和艺术的融会贯通，使他成为我们时代最具挑战性的思想家之一，其著作已对很多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代表作另有《王国与荣耀》《例外状态》《万物的签名》《奥斯维辛的残余》等。
《神圣人：至高权利与赤裸生命》，是阿甘本在福柯的基础上继续延展的结果，其侧重点却放在生政治中的死的方面，换而言之，阿甘本通过对生的管理的视点来触及死的问题，或者说通过死的问题来凸显生政治中生的问题的致命欠缺点。他提出，生命受到管理的另一个侧面则是完全可以以同样的理由被抹杀，纳粹集中营和苏联式极权主义管理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而被视为极权对立面的民主主义在对生命管理的逻辑上其实也存在与其敌人暗通的逻辑，特别是通过将法律悬置的例外状态，拥有生杀予夺权的面貌的主权者重新出现，这几乎是现代社会难以逃避的困境。在此，阿甘本通过神圣之人这一形象重新诠释了现代社会生政治的悖论所在及其历史渊源。
紧接着，任文雅同学对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单的概括。
一、例外状态：主权即法的存在基础
了解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就不得不从例外状态理论入手，可以说例外状态思想“是一个横跨法哲学、政治神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域的概念”。是阿甘本生命政治的基石。通过对施密特和本雅明关于例外状态内容争论的进一步的发展，并结合历史与当下的问题，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就是主权者凌驾于赤裸生命之上构建起来的一种无法状态。但它又并不是一个真正没有任何法律规范的混乱状态，而是宪法被悬置了起来，主权者运用自己的权力构建起了例外状态中具体的规范性，虽然这种规范并不是法律的规范，但是主权者通过其权力牢牢控制住国家或社会，使其井然有序，并不存在无政府的混乱。
二、至高决断下的赤裸生命
1. 何为 “神圣人”?
神圣人，在阿甘本的原文中为“homo sacer”。“sacer”对应英文的 “sacred”，中文意思为神圣。吴冠军将 “homo sacer”直译为神圣人。神圣人是由于犯罪而被人们审判的人。祭祀这个人是不被允许的，但杀死他的人不会因杀人而受到谴责。但是根据通篇的意思，神圣人是一种被双重排除的赤裸生命，他因为犯错而被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双重排除，他可以被杀死，但不能被献祭。他被天上和地上同时排斥皆是因为他的不洁。
2.集中营
阿甘本之所以深度研究生命政治，就是力图探寻在现代政治中出现的“集中营”之惑。集中营显然是极权政治和种族主义的产物，但是阿甘本更力图阐明为何在20世纪的现代民主社会中还会存有极权政治的影子。集中营为何会出现在现代社会? 因为现代国家是构建在土地和一个确定秩序的基础上的，而连接这两者的就是出生的民族生命。但是民族的变动，外来人口的加入等，使这一连接两者平衡的点发生了动摇和危机，旧的秩序出现了撕裂。集中营的出现，就是把旧的约法无法识别的生命纳入新的秩序之中。阿甘本强调，伴随集中营出现的是公民身份和剥夺公民国籍的新法案。不仅第三帝国，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颁布了剥夺公民国籍的新法案。在这种状态下，悬置法律的例外状态旨在建立新的、稳定的空间性安排。集中营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排除性纳入。集中营是没有秩序的场所，政治系统不再对既定的空间和具体的失去进行规定，而是进入到一种错位的场所中，这个错位的场所超出了政治规范本身，每一种事物都被其纳入到自己的场所中，集中营也属于这一错位的场所。阿甘本认为，发生在南斯拉夫的种族灭绝也是这样的一种错位场所的集中营。这种错位是曾经的社会主义的旧秩序的撕裂引起的人类生命的错位。而在新的当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之下，阿甘本认为，这种错位在不断的扩大和加剧。就如阿甘本预测，在城市中会出现各种新的集中营，也会将生命刻写在新的更疯狂的界槛中。
3. 难民
今天难民成为了一种新的赤裸生命。与人道主义者不同，阿甘本指出难民必然没有人权。因为人权首先应该是一个公民具有的权利，而这种权利也就代表了自然生命刻写入民族国家的司法政治秩序中的那个原始形象。赤裸生命的场所发生了转移: 在古代，赤裸生命隶属于上帝; 在现代，则是属于民族国家。今天，赤裸生命第一次成为主权的直接载体。奠定现代国家基础的并不是作为政治主体的人，而是赤裸生命。难民的大量出现，打破了公民一出生后就与其国家建立的民族性联系，进而使现代主权的原始虚构陷入了危机。而难民暴露出的出生与民族之间的差异，使赤裸生命从政治领域中浮现了出来。阿甘本严肃地指出，人道主义组织并没有能力解决难民问题: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神圣人的存在基础; 另一方面是因为难民问题从来都不是个例，而是一个群体现象，其大规模爆发的特性，任何一个组织或国家都无法充分地面对它。人道主义与政治的分隔就是人的权利与公民权利分隔的极端表现。今天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就是在神圣人的基础上去把握生命，但是同政治相分隔的人道主义必然会是在主权的基础上再次制造神圣生命的隔离。因此阿甘本认为，人的权利是与国家挂钩的，根本不会出现人权高于主权的情况。
最后，同学们针对本书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张炳鑫同学提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研究与福柯的有何异同？”
任文雅同学答：“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是压制性的，它制造的是幸存者，而福柯的生命政治是生产性的，它的产品是健康、自由的人口；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是西方由来已久的政治传统，而福柯的生命政治是18世纪末以来国家治理艺术的产物；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揭开了现代国家独裁体制的隐秘面孔，而福柯的生命政治展示了现代社会密集的权力网络。总之，现代西方政治将所有的赌注都投在了一个活的、生物性的生命身上，既渴望从中压榨更多的生产力和财富，同时又将政治体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建诸其上。在这里，健康身体与赤裸生命、安全与战争、公民与难民、民主与独裁诡异地融合在一起，组成了自由繁荣但又令人恐惧的现代社会。”
高雅雯同学提出：“如何看待‘神圣人’及其‘赤裸生命’与主权权力的关系？”
任文雅同学答：“这正是阿甘本生命政治研究的基础。他认为，政治自诞生以来便是生命政治，是主权权力对赤裸生命鉴别和捕获的结果。因此，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同时也必定是潜在的赤裸生命。从这个角度出发，现代社会与古典社会之间生命政治的区别，根本上在于赤裸生命的选择标准和生产方式的不同。由此出发，阿甘本回答了福柯在生命政治研究中尚未充分展开的问题，即生命政治如何能够顺畅地在现代社会迅速“合法地”转为死亡政治。现代社会大规模的屠杀、战争，不断涌现的难民，都可以放在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的视域中加以审视。”
供稿：吴晨露；指导老师：陈良斌；审核：翁寒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