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上午，我院20级硕士研究生于纪忠楼Y311教室开展马克思主义学院第一百一十七期湖思读书会活动。本期分享者是孙玉敏同学，她分享的书目是《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首先，孙玉敏同学对本书的作者贡德・弗兰克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弗兰克一直致力于世界体系史、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研究，是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弗兰克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做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论述，他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
其次，孙玉敏同学着重介绍了本书的主要内容以及评价与反思。
主要内容：
第一，重构1400—1800年的世界体系。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沃勒斯坦认为，自16世纪起，伴随资本主义的兴起，国家不再是一个自足的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单位已经由国家演变为世界，即任何一个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简称“世界体系”)的国家都要受到它的整体规律的制约，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是世界体系整体规律运行的结果。而弗兰克，他认为在过去5000年间，亚欧非三洲之间通过移民、贸易、联盟、战争和文化交流早已连在一起，世界体系已经存在了不是500年，而是5000年。弗兰克认为，亚洲，尤其是中国，与欧洲不是没有多大联系的、相比较而言是发展水平更高的所谓“中心”，1400—1800年的世界体系不是沃勒斯坦的以西欧为中心、仅包括欧洲局部地区和拉丁美洲的世界体系，而是包含全球的世界体系。
第二，“中国中心论”。20世纪世界格局的转变，使人们对建立在探讨西方兴起的“例外论”基础上的“欧洲中心史观”由怀疑走向否定，建立全球性的历史观成为当今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使命。弗兰克用一种新的全球史观(即全球世界体系观点)来取代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史观。弗兰克通过对1400—1800年世界各地区人口、生产和收入的估算以及世界贸易的分析，用全球的眼光寻找真正的历史中心，在1400—1800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将历史中心给了中国，用中国中心论取代了基于欧洲一时领先优势的欧洲中心论。
第三，从新视角探究欧洲崛起的原因。持5000年论的弗兰克认为，在一个包括全球的世界体系中，当作为中心的亚洲处于康德拉捷夫周期的下降阶段时，作为边缘的欧洲则利用亚洲政治经济衰落的时机而兴起。弗兰克因此得出结论:“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
而后，孙玉敏同学对此书进行评价与反思。
1、《白银资本》中，弗兰克通过对1400-1800年间世界贸易的考察，证明当时世界各国处于同一个世界体系中。然而，仅仅通过考察贸易这一个指标，是否能证明这一点呢？在当时，世界各地在生产上并没有强烈的相互依赖，国际分工也尚未发展起来，所以不应将此时的中国、亚洲和欧洲置于同一世界经济体系。
2、当时的中国是否能被认定为世界经济的中心
通过对前一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当时的世界各国并没有处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因此中国自然也不能成为这一中心。一方面，不能用贸易顺差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我们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能仅仅考察贸易这一个指标，应该综合考虑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因素。
3、理论基础的适用性
康德拉捷夫的长波周期理论是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中历时50-60年的周期性波动的结论，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而1400-1800年间的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非资本主义国家，所以用这一理论来分析欧洲和中国数千年来的经济成长是不合理的。
最后孙玉敏同学总结到：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是重构世界体系的一次有力尝试。现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决不仅仅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各个大洲的位置，相反，它应探索超越地缘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还应超越任何狭隘的地区或种族的“中心论”，将世界各地纳入同一个全球体系中加以考察，注重世界发展的横向联系以及宏观整合，真正用一种全球视野来看待世界体系的进程。《白银资本》至少在理论层面体现了这些原则，尽管存在疏漏，但由于作者坚持了全球视野和整体主义原则，还是能给人以许多方法论上的启迪。
提问交流：
李雨婷：西方的兴起来源于什么？
孙玉敏：本书作者认为“西方的兴起”并非来源于内在的驱动力，比如制度、科技等，而是在整个世界体系中发生的，是在东方和西方的经济交流过程中发生的，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沙木西亚：一国的经济实力判断要素包括哪些呢？
孙玉敏：一个国家要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居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第一是必须具有强大的经济力、科技力、资源力；第二是必须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第三是必须具有影响并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能力。
供稿：孙玉敏；指导：陈良斌；审核：翁寒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