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叠加态势布 展，“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日益紧迫，如何应对西方现代性痼 疾，消解现代性危机，探寻超越西方现代化的生存方式，成为人们亟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党的二十大 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大会，会 议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确立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心任务。 相较于西方建基于人本主义立场和思辨哲学方法论原则的现代性批判传统，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性质，致力于新时代现代性方案的中国实践，为化 解西方现代性危机打开了新的窗口，也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一、现实困境：西方现代性危机群像描摹
作为人类文明演进中特定的实践活动和文化景观，现代性成为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逻辑概括。 在 理论上，现代性是一个历史范畴，英国当代思想家吉登斯曾将现代性界定为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 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表征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社会发展过程。 具体而言，“现代”意味着现在和过去的时间 断裂，内含一种新的时间意识。 “现代化”指称一种同中世纪决裂的多层次历史进程，“现代化”的结 果造就了现代世界。 在此基础上，“现代性”作为表征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现代社会所呈现出的基本特 征的术语，成为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逻辑概括。 根据《启蒙辩证法》的精神内核，西方现代性的核心价 值在于现代理性与资本逻辑，力求以征服与支配自然为出发点，彰显个体的主体力量，实现古典和文 艺复兴时期人们所渴望的理性社会和政治秩序。 然而，伴随工业文明的进程，人们在感受世界份额 增加、生存空间拓展的同时，却又陷入了深刻的现代性危机之中，现代理性的泛滥压抑了现代主体自 由自觉的劳动创造；社会的“去同步化”趋向在社会结构层面引发了社会整体秩序的失序，产生了 ２１ 世纪最紧迫而又令人担忧的生态危机、金融危机（知识财产的私有化）、民主危机（新“柏林墙”以及贫民窟的新形式）和全球倦怠危机；新异化的诞生在社会文化层面也虚无了人类生存的意义与价值。 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剖析西方现代性的缘起与危机表征，是探讨现代性批判，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多维 超越的逻辑起点。
（一）现代理性的泛滥：人类生存危机的不断加剧
自笛卡尔设想在几何学基础上构筑永不动摇的哲学大厦后，斯宾诺莎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践并用 以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理性作为一种实践能力，逐渐成为形构现代人生存的核心观念。 毋庸置 疑，标志着“新时期的降生”的理性精神是对中世纪宗教礼法权威性的反抗和对自然世界客观规律 神秘性的祛魅。 在认知层面，理性驱逐了宗教神学“魅”之迷雾，“祛魅”的世界确证了人独立于自然 和上帝的主体性意识，重构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关系的认知图景。 在价值层面，理性的 主体性原则确立了现代文化形态与生存环境，建基于理性精神的现代社会促使人们实现自治和本真 性的自我决定。 然而，人类文明进程所伴生的现代性问题同样源于理性：一方面，工具理性渗透到社 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试图支配与掌控社会的全部进程，人成为物化理性凝结中的异己的 存在；另一方面，现代理性屈从于资本逻辑，主体意识的张扬通过利己主义而得以实现，精致的利己 主义致使伦理共同体成为外在的、抽象的、强制的压迫性力量。
从社会现象层面看，工具理性的扩张与社会生活的量化原则成为现代社会主体生存的基本遵 循。 现代性的“普罗米修斯”原则以征服世界为目的推进西方现代化进程，压抑与排挤了在世存有的 其他可能性。 比如，现代科学关涉的是扩大已知的范围，现代科学知识从传统的人与世界共生关系 的知识（Ｗｉｓｓ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转变为一种抽象化的、去生命体验的、可供分类的知识学（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现代理性中，经济发展遵循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式，“货币－商品－包含剩余价值的货币”成 为衡量经济增长和个人幸福指数提升的基本指标；在社会管理中，法律规章和政治管理部门的根本 任务是通过“技术官僚权力”维护本国所占据的世界份额，然而这一过程往往以牺牲别国或其他民族 的利益为代价；同样，在自我管理中，对血压、心率、步数、摄入卡路里等“量化自我”的欲求致使人与 自我之间相互聆听与回应的身心关系，转变为一种通过技术或药物进行支配与计算的身体关系。 现 代理性所带来的纪律、标准化、符号化等量化原则已然规训和控制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逐渐成为物 化理性凝结中异己的存在。
从主体意识层面看，现代理性在催生主体性解放和主体意识张扬的同时，却也“摒弃了一种将人 类作为一种特定的生活目标而创造的观念”。 具体而言，相对于启蒙以来现代性对于个体“幸福” 与“自治”的承诺而言，理性主体在自我关涉中却常常表现为与“他者”的分离，正如胡塞尔在《欧洲 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的分析，自我与非我的分离，感性与知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 分裂等致使形而上的“‘最高的和终极的问题’统统丢弃了”。 现代人的公共生活逐渐被原子化个 体的利己主义所侵蚀。 “个体是第一位的，社会是第二位的”，个体利益优先于任何道德规范和社 会关系。 这一以实体化的个人目的论来削弱伦理自觉性的方案，无法解决个体利益与共同体利益之 间的矛盾与冲突，无疑使得西方社会所结成的伦理共同体成为一种压迫性力量，没有情感的张力终 将导致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共同体意义的虚无。
（二）社会的“去同步化”趋向：社会结构危机的系统呈现
西方现代性昭示着生活的整体性消失殆尽，整个世界陷入分裂状态，社会系统、总体生态系统和 个人身心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部产生“去同步化”趋向，社会融合与稳定愈发脆弱，进一步危害和 削弱了自我与社会再生产的能力。 一般而言，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去同步化”趋向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社会系统与总体生态系统发展速度之间的“去同步化”；二是社会系统内部不同领域的速度模式之间的“去同步化”；三是社会系统与主体身心系统之间的“去同步化”。
其一，社会系统与总体生态系统的“去同步化”。 自培根以降，“知识就是力量”的宣言进一步推 动了人们掌控自然的实践，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支配自然，进而实现人类福祉成为科学的目的。 然 而，基于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对自然穷兵黩武的暴掠行径一旦超越了自然所能承载的极限，自然便不 会作为沉默的他者继续保持忍耐与缄默，而是作为“极端的不受掌控”的怪物①，以更加无法预测和 无法控制的形式，向人类发起反击。 正如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中所阐释，资本主义生态 危机表现在方方面面，不胜枚举②，而这些危机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可以被重新解释为“去同步化”问 题，即社会速度的提升让我们周遭的自然时间框架超载了：全球变暖与极端天气的频发源于人们消 耗物质能量以驱动物质激增的过程与地球大气再循环的去同步化；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锐减、公共 卫生领域疾病的发生与蔓延源于人类生产生活废弃物排放的速度高于自然处置、吸纳与转化它们的 能力；生态危机的集中爆发与全球蔓延昭示着人类攫取、支配和破坏自然的行为已经触及了自然所 能承载的极限，僭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 同时，伴随着“加速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嵌入，生产过程需要消耗和追加更多的生产资料和 消费资料，才能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社会批判理论家哈特穆 特·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中指出，资本主义“在以持续增加的速率发生改变”③。 在此过程中，不 仅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导致碳排放量的大幅上涨，而且同时也造成了过度的文化消费。
其二，社会系统内部不同领域的速度模式之间的“去同步化”。 从现代社会系统的诸领域看，社 会经济生活的速度不仅对于我们的自然环境来说太高了，而且也给社会自身较慢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带来了问题。 比如，西方社会金融危机和民主政治危机均可理解为市场经济与政治决策之间的“去 同步化”，尤其是随着经济生活速率和技术革新速率的提升，西方民主政治进程愈发呈显放缓的趋 势，政治与市场的去同步化趋势更加影响了民众的“政治自我效能感”，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此外，从世界历史进程看，如果说传统西方以殖民、掠夺与剥削的方式实现资本积累与增殖，那 么当代则转向以虚拟空间的数字占有和“元宇宙”等新空间的生产来实现价值的增殖和危机的转移， 这一现代化过程引发了一系列深刻而广泛的副效应，如：经济领域滋生了知识财产的私有化，贫富差 距进一步扩大；政治领域引发了新“柏林墙”、贫民窟的新形式以及监视资本主义景观的蔓延；文化领 域借助网络信息技术渗透西方文明优越论，造成文化意识形态的市场化假象，加剧了西方社会的文 化霸权。
其三，社会系统与主体身心系统之间的“去同步化”。 当研究视角从“生态－社会”领域移至微观 身心系统，人们还将体验到社会系统与主体身心系统之间的“去同步化”，几乎每一个生活在晚期现 代的个体都切身感受到这种生活的畸变。 现代理性与资本逻辑侵蚀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世界外 衣遮掩下的机器世界标志着静态的冗余沉积，否定了与人类生命机理间的真实联系，人们不再被资 本主义生产体制看成是主体性的存在，而被视为“纯粹的量的相互关系”④，或一个个由绩效指标衡 量的“赤裸生命”。 全球倦怠危机昭示着资本主义“体制的显著特征犹如一个巨型的松鼠笼子”⑤，个 人成为脚踏板上的一部分，无法逃脱而只能无限循环。 人们无法在变动不居中寻求诗意栖居之所， 而只能走向孤独、倦怠与冷漠。 正如罗萨在《不受掌控》一书中论述：“就像仓鼠在滚轮中跑动一样， 虽然我们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和选项……但我们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跑到哪里去、为 什么要一直跑。 我们感觉处在内卷的情境（急速的静止）中。”⑥这一机械论怪圈被资本逻辑进一步固化，囿于消费主义的拜物情结遮蔽了共同体内部的真实联系。
（三）新异化的诞生：日常生活危机的全面凸显
如果对社会的“去同步化”趋向的分析是从结构功能层面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揭示，那么，“新 异化的诞生”则是从伦理规范层面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描摹。 “异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 心范畴之一，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视角探讨了异化劳动的 四个层面：劳动者的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自身的异化，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 人相异化。 在对现代社会主体日常生活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家罗萨等对“异 化”概念进行了当代重构，指出，当社会加速跨越了一些临界值后，与人类相异化的就不只是他们的 劳动或劳动产品，而且还包含人们在世存有的整个时间与空间。 正是异化形式的多元化和技术管控 下对普遍异化的遮蔽导致西方社会关于美好生活的承诺转变为虚幻的泡影。
随着社会发展的加速，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家敏锐地捕捉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当代困境，科技加速、 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并未解决工业文明进程中一系列矛盾与危机，反而引发了“新异化的 诞生”。 具体而言，新的异化形式包含“空间异化” “物界（Ｄｉｎｇｗｅｌｔ）异化” “行动异化” “时间异化” “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五个层面。 其中，“空间异化”强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加 快，社会亲近性与物理邻近性之间愈发脱节；“物界异化”是指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无法通过生产和消 费的物来形塑个体的身份认同；“行动异化”表征现代社会倾向于“遗忘”真实的自我，在资本逻辑和 消费社会所营造的碎片化时空中，人们“所做的事（即便是我们自愿做的事）并不是我们真的想做的 事的状态。”“时间异化”寓意现代社会中主观时间（形成生命经验的时间）和客观时间（日常体验的 时间）之间不可消弭的隔阂逐渐加剧；“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意指人们无法将时空、行动、体验等整 合进自己的经验与行动，进而出现抑郁、倦怠以及最终主体价值的耗尽，这也是全球倦怠危机的个体 根源之所在。 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全面异化状态的诊断直指现代性危机的加速循环，其 核心要义在于揭示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理性主义与资本逻辑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异化形 式已嵌入文明肌理，并透过数字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裹挟着人们的生活，致使人们越在快感与享乐 中沉溺，越受磨难与痛苦的煎熬。
从技术管控对普遍异化遮蔽的视角看，伴随量子通信技术、元宇宙、云计算等科学技术的发展， 异化更是披上了科学的外衣，隐匿于数字符号和编程之中。 加速的技术迭代一旦为资本所掌控，势 必制造出虚假信息和虚假需求，进一步加深异化的程度，致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中 的自由成为异化潜隐下自欺欺人的虚妄。 正如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示，“为了象 征交换的诞生，所有价值的形式（物、商品或符号）都必须被否定”。 数字技术通过符码算法将社会 关系和社会存在数字符号化，在技术合理化的空间中掩盖了异化危机，更掩盖了劳动异化中凸显出 的阶级对立，致使社会的普遍异化潜隐于技术规制下的资本文化系统中。 身处异化中的人们甚至难 以辨别自身是否处于异化状态，致使资本剥削更加隐蔽而又具有实效。
二、诊疗与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叙事逻辑及超越的局限
面对西方现代性危机，西方左翼学界涌现出一股现代性批判思潮，期望通过对社会结构功能的 分析和文化策略的考察，剖析社会病症并提出消解危机的文化方案。 其理论意义在于，通过对资本 主义社会“动态稳定”的结构逻辑、“占有与掌控世界”的文化逻辑以及“东方从属西方”的殖民逻辑 的诊疗，进一步确证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理论论述的科学性，丰富对现代性基本逻辑的理论认知。 然而，其局限性在于没有用历史的、实践的观点深入人类社会生产生活领域解剖西方现代性的历史 性特点，故而无法超脱西方现代性的逻辑桎梏，无法为破解现代性困局提出科学有效的路径。
（一）西方现代性危机的诊疗：西方现代性的叙事逻辑
从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看，西方现代性的生成在社会结构上依托“动态稳定”的结构逻辑，在社 会文化上发端于“占有与掌控”的文化逻辑和“东方从属西方”的殖民逻辑。 换言之，西方现代性本 身“对内”是通过资本主义“占有与掌控”的文化逻辑而发展的，“对外”是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的方式而拓展的，这是其基本发展路径。
其一，资本主义社会“动态稳定”的结构逻辑。 在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过程中，社会批判理论提 出“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动态稳定’”，即现代社会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技术增强和文化的 高效率创新来进行自身结构的再生产，维持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 在这一意义上，人们被裹挟式的 卷入以“增长、加速和创新”为核心的竞争之中。 在“动态稳定”结构逻辑所构架的现代社会中，人们 就像生活在“滑动的斜坡”上，世界不仅是动态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每时每刻都在将斜坡上的人们 往下推。 因此，为了保持现有的状态或者位置，人们必须更快地向上奔跑，不断地更新和改进自身的 硬件、软件、知识、技能和社交方式，否则便会逐渐失去价值或落后于时代。 其实，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中，马克思是最先认识到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存在这种“动态稳定”的 社会结构特质的。 他指出，资本的本质在于对剩余价值的不懈追求：“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 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适应性稳定”的持存，从工业革命开始，资本主义的生 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技术革新都是基于“动态稳定”的结构逻辑。 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韦伯和卢曼等 也探讨了这种“动态稳定”的结构模式如何从经济领域进一步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正如 卢曼所言，“就连赢得选举的基础，都是政治集团对增长的承诺”。 伴随着数字资本主义、人工智能技 术的革新与发展，当代批判理论进一步强调，在“动态稳定”的结构逻辑下引发的现代性危机更加呈 现为“人类与世界关系的整体性危机”，并蔓延至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根本上动摇着资本主 义社会形态再生产的制度模式。
其二，“占有与掌控”的文化逻辑。 现代社会只能动态地稳定自己，通过升级，在结构和制度上迫 使越来越多的世界在人们触手可及的范围内得到控制，这一结构模式在“文化感受中……越来越从 一种期待变成了一种胁迫”。 于是，人们通过经济、文化、社会和身体资本等无休止的积累来实现 “增长、加速和创新”。 在这一背景下，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可认知” “可抵达” “可管控” “可利用”成 为现代主体行动与“在世之在”的基本方式，并且这四个维度在形塑现代社会的基础架构中根深蒂 固。 这里，“可认知”意味着拓展已有的认知范围，比如，通过望远镜能够观测更加遥远的外层空间， 通过显微镜能够观测最小的物质单元，通过电灯的应用“掌控黑夜”，促使黑夜宛如白昼；“可抵达” 意味着通过物质手段跨越时空的局限，以物质的方式掌控世界，如通过历史考古“到达”过去的沉默 世界，通过潜艇到达深海，通过卫星到达深太空等；“可管控”寓意着通过科学分析方法和笛卡尔、斯 宾诺莎式的因果作用机制的渗透达到知识的生产、技术的管控和政治－军事监控的升级；“可利用” 意味着我们不仅仅希望将世界处于人们的控制之下，而是使它成为我们自身目的的工具。 “占有与 掌控”的文化逻辑总是伴随着现代理性和资本逻辑，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侵蚀着人们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具体而言，这一“占有与掌控世界”的文化逻辑至少导致了两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方面，掌控与征 服世界的欲求致使人们并非被迫而似乎以一种自愿的姿态投入到一个不断自我排除的世界中，通过 占有和掌控世界来动态地稳固自己的位置和状态，致使世界在客观面向上不断排除主体，现代主体 在主观面向上也越来越脱离本真的自我。 另一方面，“占有与掌控世界”的文化逻辑最终将产生一个 在所有相关方面都完全“无法掌控” 的世界，人们将失去世界的声音和它的意义。 当人们将“可认知”“可抵达”“可管控”“可利用”以及对资源的积累作为日常生活的目的本身，必然造就一个异化而 疏离的世界。
其三，“东方从属西方”的殖民逻辑。 现代社会充斥着人们掌控和支配世界的权力维度的旨趣， 这种“支配－从属”关系将原先时空界限内的、地域性的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整体范畴，试图将一切 民族和国家都裹挟进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之中。 在“支配－从属”的殖民关系中，“正像它使农村从属 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时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 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②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用暴力手段和国家政权使资本迅 速向少数人集中的过程。 此外，工业革命在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资 本主义基本制度，为“东方从属西方”的殖民扩张提供了物质前提和制度基础。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这一“东方从属西方”的殖民逻辑更加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命运，西方逐渐
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西方成为世界的话语。 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到二 战以后的新殖民主义，其间不平等的“支配－从属”关系从贸易、经济领域一直蔓延到政治和文化领 域。 传统世界中关于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问题，随着西方现代性的深入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形 式，如生态帝国主义危机、全球气候危机、“新柏林墙”与贫民窟的新形式等。
（二）西方现代性批判的反思：西方现代性批判的内在张力
西方现代性批判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揭示，进一步确证了马克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 的科学性与真理性，丰富了关于现代性基本逻辑的理论认知。 然而，西方学界关于如何超越现代性 的自救方案仍未超脱西方现代性的逻辑窠臼，虽然能够在部分方面改良社会消极影响，却无法为破 解现代性困局提出科学有效的革命路径。
一是社会历史主体意识的削弱致使“后无产阶级”沦为虚假的政治共同体。 面对现代性危机，西 方学界展开了多元且异质的现代性批判，期望重构人类现代性生存方式和生存境遇。 浪漫主义试图 在以“非理性因素”为核心的艺术审美中进行现代性的救赎，冲破工具理性和技术知识对于人们的桎 梏与统治；法兰克福学派试图通过交叉学科的方式对现存秩序进行有意识的批判和反抗，变革人类 的生存方式；空间批判理论希望借鉴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历史－地 理唯物主义”的改造；生态马克思主义试图以政治生态学探究西方现代性危机问题；后现代批判思潮 试图在解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元叙事”中寻求“革命”的话语。 可见，西方学界破解现代性困境、超越 现代性危机的方案虽然能够部分揭示现代社会病症和人类生存困境，但是“他们更多的是站在政治 身份差异、文化价值观差异等方面认识无产阶级新的构成要素与组织形式”，就这一点而言，无疑 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之谜”的“两个划分”和“两个归结”的分析，指向了“后无产阶级”的自 我意识和主体性。 比如，当代新左翼将无产阶级的概念改造为“无实体的主体”，这一“被排除者”的集合包括“贫 民”、“移民”和“难民”，正如朗西埃笔下的“无分者之分”（ｕｎｅ ｐａｒｔ ｄｅｓ ｓａｎｓ－ｐａｒｔ），阿甘本的“神圣 人”和“赤裸生命”⑤，齐泽克关于“新无产阶级”⑥的设想等。 西方左翼学者认为，这些“后无产阶级” 没有社会身份和政治身份的区别，具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因而具有充分的共同体意识。 “后无产阶级”的表述，一方面体现出西方学界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试图找寻促使变革的新生力 量的努力。 另一方面，以多元主体取代无产阶级，以政治共同体取代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 在实质上是“以群际关系置换阶级关系”，指向“后无产阶级”的虚假政治共同体。 是故，当代表述各异的“后无产阶级”只是对理论合理性的形而上争论，无法成为社会历史的变革力量实现对西方现代 性的超越。
二是囿于伦理规范的文化方案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立场，无法为社会变革和人的解放提 供真实可能的革命手段。 从理论特质上看，西方现代性批判无法破解现代性困局的又一重要原因在 于，其批判模式回归人本主义立场和思辨哲学的方法论原则，偏离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未能深入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的本质，故而，无法解决现代 性的矛盾与冲突，无法构想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形态。
比如，卢卡奇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结构中的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问题，却希望通过提升“无 产阶级意识”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法兰克福学派在社会批判理论中嵌入了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内 核，期望通过艺术、审美、文化领导权等形式冲破工具理性的藩篱，促进个体自由和共同体的实现；西 方左翼学者通过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视角批判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模式，提 出以“团结、正义、激进平等”为特征的“新共产主义”作为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基本方案，将变革的力 量依托于“后无产阶级”的价值理念，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认知， 无法为其所标榜的社会变革和人的全面解放提供真实有效的革命手段，无疑将陷入乌托邦式的理论 思辨。
相较而言，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中，始终将现实的实践活动作为批判现代 性、切入整体理论分析的核心与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在意经院哲学对于彼岸世界的形而上 争论，更看重的是找寻到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动力”，在对资本 主义的总体性批判中，将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功能批判、私有制条件下剥削关系的道德批判，以及 异化劳动的伦理批判等相统一，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在赓续奋斗的革命实践中，推动社会 形态的更迭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
总体上看，西方现代性批判中，无论是关于主体间性的建构、多元共识的形成还是对个体生命意 义的回溯，无疑都蕴含着深刻的人本主义价值批判传统，但是其依托人本主义原则的实践哲学批判， 恰恰缺乏了科学与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最终难以达成理论共识和实践合力， 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旨归。
三、历史出路：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对西方现代性危机及其叙事逻辑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生成的，是在根本上有 别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并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 作 为在现代性语境中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拥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特质，表征工业革命以 降整个世界变革的过程；另一方面立足中国实际，彰显中国风格，形塑中国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 社会主义方向，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反思现代理性“占有与掌控”的文化逻辑， 超越“东方从属西方”的殖民逻辑，扬弃“囿于伦理规范”的文化方案，在发展道路、发展战略、世界意 义和未来前景等方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扬弃与超越，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一）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致力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西方现代化从制度设计上属于商业集团或官僚集团等精英阶层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坚持以 “资本”为中心，遵循自由主义原则，产生了强烈的维护权力和不平等特权的偏见。 党的二十大明 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基本价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在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不是 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利益集团，也不是西方“后无产阶级”的伦理主体，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 从主导现代性的政治力量看，西方现代性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与 对抗，在推进物质文明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客观上导致了社会层面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 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的根本特征，内在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 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 世所罕见的成就：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 化进程”，推动了历史发展，改变了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 西方现代化是在现代理性和资本逻辑裹挟下 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历程，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彰显了以“人民” 为中心对以“资本”为中心的超越。 从中国的发展看，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 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要求和系统原则。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免出现矛盾与冲突，党的二十 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通过协调相关利益关系，处理与解决各 类矛盾与冲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进一步提升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从而避免陷入“后无产阶级”的虚假政治共同体的逻辑困境，真正实 现对西方现代性的内在超越。
（二）反思“占有与掌控”的文化逻辑，促进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协调统一
西方现代性是在现代理性影响下生成的，现代理性内在规定着资本主义动态稳定的社会结构和 “占有与掌控”的文化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文明观、中华文明观和世界文明观有机融合 中创生的，彰显了人民至上、协调发展的价值理念，遵循了和谐共生、文明融合的文明特质，在推进社 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协调统一的战略规划中实现着对西方现代性的内在超越。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超越工具理性下的“掌控逻辑”，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西方现代化进程呈现为技术控制下对资源的占有与掌控过程，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西方社会的生态 补救方案更是本着“经济理性”的发展战略，基于掠夺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源、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 物，以及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具有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项目等方式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 如此单向 度的现代化势必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失衡。 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就曾提出：“人靠自然界生活。 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 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面对工具理性下的“掌控逻辑”，中国积极探索新的现代化模式，建构科 学的“生态理性”以规范和应对“经济理性”，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良性互动。 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创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良好生 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 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实现对西方现代性“掌控逻辑”的现实超越。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超越现代文明对“增长”的崇拜，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 资本主义动态稳定的结构逻辑体现为对“增长、加速和创新”的依赖，以追求 物质财富的增长为发展目标，导致了社会和人的全面异化。 中国式现代化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视 为文明发展的“两翼”，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 途径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美好生活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人 民群众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真正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 面发展。
（三）超越“东方从属西方”的殖民逻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市场，现代性获得了绝对的权力，然而，这一权力自诞生之日起便蕴含一 种“东方从属西方”的殖民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在 超越“东方从属西方”殖民逻辑的基础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出非凡的世界历史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大历史观和时代观，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支 配－从属”的殖民关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回溯历史，自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现代化便建立在对 亚非拉民族和地区的殖民与掠夺之上。 西方史学家习惯将 １５ 世纪中叶到 １８ 世纪中叶的历史称为 “扩张的历史”。 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 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技术革新和工业发展产生了强烈的示范 效应，致使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很难拒绝这一现代文明。 然而，残酷的剥削和野蛮的侵略是这一文 明的本真面貌，任何基于伦理规范的改良方案都是在资本主义扩张与殖民的逻辑框架内对社会公 平、正义、民主和自由问题所做的调整与努力，难免沦为乌托邦的幻景。 与之相对，和平发展思想是 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鸦片战争以来的外敌入侵和内部战乱使得中国人民深刻感受和平的宝贵。 中 国式现代化自诞生之日起便倡导和平发展，摒弃西方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通过奉行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破解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追 求现代化”与“让渡独立性”之间的悖论与难题，拓展了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受现代理性和资本逻辑的影 响，西方世界普遍以资本积累为价值目标，遮掩了人类生存的本真意义，而使得人成为了“物”的目的 和手段。 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和价值理念变革来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发展价值观，坚持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倡“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 优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对话协商”“合作共赢”“绿色低碳”的发展策略，建立更加 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超越了西方社会“狭隘的个体意识”和“虚假的政治共同体”，消 除了阻碍人类繁荣的剥削事实，推进并实践着人的全面解放和人类的美好生活。
（四）扬弃“囿于伦理规范”的文化方案，在实践中开创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虽然现代化和现代文明发端于西方，肇始于资本主义，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文明的唯 一形式，更不是理想形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蕴含深刻的实践伟力、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揭示出中国 式现代化扬弃西方拯救现代性的文化替代方案，坚持革命与建设协同并进，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开创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协同并进，实现了对西方拯救现代性的文化替代方案 的扬弃。 面对现代性危机，西方社会不断尝试回归人本主义立场，运用思辨哲学方法论原则解构现 代性的叙事逻辑。 这些拯救现代性的文化方案虽然有利于推动全球视野和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但也 瓦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难达理论共识，生成实践合力。 相较而言，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探索 和总结的智慧结晶。 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指导理论来看，革命无疑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社会主义 建设和改革是真正现代化的开始。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反复强调革命与建设 的关系问题，指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于推翻束缚社会生产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的各项事业保障了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前提和未来发展的政治方向。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进程，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繁荣 富强。 党的二十大更是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世情、国情和党情，明确了 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总体目标以及未来五年在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国防外交建设、人民精神文化水平提升等 方面的具体任务目标，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由理想蓝图转变为现实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倡导“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和“文明互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丰富 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揭示出中 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前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站在“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视野中，对“人类文明 向何处去”的科学探索。 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 多矛盾与冲突，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人类文明的可持 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对现代性危机的本质性化解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创 生人类文明新形态，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都纳入整体的发展架构之中，通过对制约生产力发 展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体制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和全方位的变革，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创造性地破解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危机与困境。 同时，中国共产党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原则引领世界文明，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全球性危机与挑战，以系统和谐思维坚持和而不同， 尊重文明多样性，更新文明智慧、厚植人类情怀，努力推动人类社会实现由“必然王国” 向“自由王 国”的飞跃。
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现代文明以现代性为本质，开启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需立足于对 其现代性的反思与扬弃。 党的二十大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 化的探索深刻把握了现代化进程中“共相”与“殊相”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变革“资本－现代” 文明观，超越现代性的基本逻辑，重塑与创新对人类文明形态和未来发展前景的理解与认知，从发展 道路、发展战略、世界意义和未来前景等方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多维超越，为化解西方现代性危 机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中都将具有 重要里程碑意义。
作者：刘魁，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科会科学版）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