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东西方不同语境中对“民主”语义流变进行简要的梳理和归纳，指出“民主”通过跨语境进入中国历史场景中赋予民主以民权、民治、平民政体、人民民主专政等新内涵与新特质。在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民主的制度体系、民主的三个统一、四个一致、五个环节及五项权利等构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型话语框架。这些民主话语彼此协同、互为促进，确保民主的“全过程性”得以充分展现。这也意味着民主已经脱离它原初的历史语境，被赋予了“中国欲求”“中国表达”和“中国建构”等新义。民主的跨语境流动也深刻表明了在当今世界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国家对民主独立自主的实践探索。探索其成就不仅要进行“精细观察”，还要进行“深度描写”，决不能忽略其蕴含的伟大现实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语义流变；框架
在中国历史语境中，民主的概念是伴随着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对西方民主的翻译、介绍、传播以及结合中国实践不断拓展、创新而来的，由此催生出比较符合中国民主实际发展情况既具有民族性、本土性又具有现代性的民主概念话语表达。这种民主话语表达不仅与西方语境中的民主一词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同时也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语义上存在深刻的黏连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界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这一表述再次重新激活民主的丰富内涵与属性。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全过程”方式实现对民主的内涵与特质的高度概括与凝炼，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次质变，开创了一种全面超越西方民主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一、民主语义的流变
（一）民主的一般语义阐释
民主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雅典。古雅典民主的设计为人类社会如何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新模式，这种模式主要由选举制、投票制、任期制、议会制和公民大会制等方式构成。古雅典民主的实质性意义指向人民的统治，即人民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参与国家各项事务。随着人类对民主理论在认识层面的不断丰富和实践层面上的不断拓展，到了近现代时期，民主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变与驳杂。特别是到了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凡是能够拿起来与封建专制作斗争的东西，例如，自由、平等、公正、理性、人权、革命与解放等似乎都可以装入“民主”这个大容器之中。无论是孟德斯鸠、卢梭、密尔等人的民主理论建构与传播，还是英国的立宪、法国的共和、美国的联邦和瑞士直接民主的实践操作，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建树、有侧重、有特色，从形式到内容都展现出不一样的风格与特点。正是民主内涵的丰富性以及在不同语境和文化传统下人们对其认知的差异性，才强烈激发起人们对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的不断争论。伴随着不断争论，人们逐渐把民主的核心问题定格在程序方面，认为民主的诸多问题都与程序存在内在关联。正如有的学者认为“：人民要先让自己有个共同‘意志’（Will），唯有透过复杂的制度与程序，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意志。而这些制度与程序又要在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tions）中才有意义。”人们对民主的理论认知与探索在西方语义中发生了巨大转向：由最初的古雅典式直接民主操作逐渐演变为以代议制为主的间接民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间接民主不断改造，到了熊彼特时代形成精英民主理论模式。正如熊彼特所持的观点：“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从理论上看，这种精英民主理论模式背离了人民主权的核心，过于突出选举程序在民主中的作用与功能，把人民主权置换为间歇式投票方式的授权，选民只是在大选的时候才能对指定的代理人进行投票。这种精英民主模式，还通过西方民主输出方式传播世界各地，逐渐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最流行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模板。但是，这种精英民主模式始终没有解决好一个本质问题：广大民众没有获得全程参与和实行民主的权利，也没有对社会政治生活秩序起到很好的维护与促进作用。
（二）民主的外源性输入及改造
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民主，需要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对其起源、流变以及由此所构建的民主制度模式进行系统性探索与诠释。
一是西学东渐与民主概念的输入。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最早尝试通过跨语际把西方民主概念引进到东方中国的首推传教士。据记载，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1822年把“Democracy”一词介绍到中国。马礼逊把“民主”直译为一种民众对国家的管理。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把民主直译为一种对国家的治理。德国传教士罗布存德把民主直译为一种民众对权利的行使。真正尝试用汉语里“民主”这个复合词表示“Democracy”之意的，首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丁韪良在《万国公法》中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时，把西方实行民主的国家译为“民主之国”，其目的是同“君主之国”进行比较与区别。其后，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在其创办的《万国公报》中开始使用“民主”一词指代政治制度，主要表述为一种选举制度。民主概念早期传入中国的时候，被中国一批知识分子群体所关注，最初只是把其作为一种海外的新鲜事，对其内容并没有实质性了解，也没有考虑如何结合中国政治制度和时代背景对其进行创造性改造。
二是以救亡图存方式改造民主概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民主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传播迈向一个关键时期，中国知识界真正开始了对西方的民权、自由、宪政、权利等观念的关注和研究。其中，王芝在《海客日谭》（1872年）中，以汉语“民主”一词来表述西方的“Democracy”。这是中国人把民主与“Democracy”进行关联的较早探索。严复在论及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关系时提出“：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所表达的“民主”之意可能更接近西方“代议制”模式。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式在西方文明中探寻“他者”之“长技”的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目光集中于西方的民主，其意图是想把民主看作一种“长技”，尝试用其来改造封建体制，谋求现代性民族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复兴。当时，中国正面临西方列强入侵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加深了国人的自我认同危机，使他们纷纷将希望的目光投向外部世界。梁启超总结当时国人面临着的两种精神的自觉性建构“：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把人类政治制度总结为“多君为政”“一君为政”和“民为政”三类。他认为“民为政”比较符合当时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在梁启超之后，以邹容、陈天华、孙中山等为代表的革命派，积极探索西方文明有形制度背后的各种观念，把民主观念的改造和救亡图存、国家独立与民族自觉联系在一起。其中孙中山倡导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实际上与民主观念产生了直接关联。
三是民主概念的分野与抵牾。中国的“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最开放、文化发展最迅速、社会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也是各种现代性价值观念在中国生根的关键拐点，更是中国社会从传统民主思想向现代民主思想转变的重要阶段。在当时，民主、科学、自由等观念的译介和传播呈现出井喷状态。一时间流行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思潮激发了现代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在此背景下，国人开始把民主与如何救国实现民族独立等联系起来，从此，国人对民主的认知与理解也逐渐发生变化。五四之后，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对欧美民主政治的单一性理解，逐渐转变为对民主政治多维度理解与探索。孙中山从“民权”层面探讨民主，胡适从“问题”视角探讨“民主”，粱漱溟从“儒学”基础上探讨“民主”，陈独秀从“民权”角度探讨“民主”，这些都是对民主政治不同追求的代表性的体现。国人对民主观念的多维度认知与阐释，既具有多方面的合理性，也有诸多的创新性和民族性。
四是民主概念的丰富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五四运动以前，人们对民主的认知主要是从议会、普选、代议制、自由、平等和人权等角度展开的；五四远动以后，人们对民主的认知转向从大众、工农、穷人和平民角度考虑如何实现独立、解放与自主。特别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给国人以巨大鼓舞，人们也开始对指导这场伟大革命的理论重要性与意义进行深入思考，随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为传播和接受。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有同一的源流。”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武器在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同时，转向思考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民主”等有关问题。陈独秀也从最初的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肯定与支持而转向对其批判。这表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走上信奉和探索马克思主义民主的道路。他们积极顺应当时中国的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的趋势，把文化运动逐渐推向政治，最后投入创建政党的事业。
（三）民主的“内源性”成长及创新
民主在跨越不同历史语境中进行传播与移植，离不开接受国的文化与传统的熏陶，否则就难以生根发芽壮大。在中国历史语境中来看民主，往上可以追溯到氏族社会时代。《尚书》《史记》所载尧舜禹“禅让”、大政“众议”“咨四岳”，皆为对原始民主的记述。《尚书·周书·多方》记载“天惟时求民主”。《文选·班固〈典引〉》有记载“肇命民主，五德初始”。即民的主宰者的意思，多指帝王或官吏。到了近现代时期，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包含着对社会现实变革的种种期待，突破传统性逐渐获得了现代性内涵，更多的是把民主看成一种民权，即把西方民主的“多数人的统治”转换为“众人的权利”。其中，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派，放弃了改良思想，高举民权思想，将民权与民主结合起来。孙中山认为民主的诉求更注重民众的各项权利。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1918）、毛泽东在《湘江评论》（1919）中都把民主理解为一种“平民主义”。在当时，把民主译为“‘兑莫克拉西’‘、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和‘庶民主义’”，主要表现了在半殖民半封建的特殊社会中人们对民主的认知与看法。随着马克思主义逐渐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同与接受，他们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指导下，从中国现实社会实际状况对民主重新审视与探索。李大钊认为民主涉及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与层面，他指出“：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他进而用“平民主义”来重新翻译Democracy，尝试构建“人人为治”的新型民主制度。由于近代中国处于一个风谲云诡的时代，国际与国内复杂状况交织在一起表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中，民主被赋予了许多新意，“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又与‘阶级’、‘专政’、‘主义’等相结合，形成了新的特色”。与西方把民主理解为依靠阶段性的选票进行政权角逐不同，中国选择并实践了一种独特的、中国模式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一是把民主看成一种民权。民主就是广大民众摆脱阶级压迫获得解放与自由。二是把民主看成一种平等。民主就是主张社会的基本平等，反对奴役与压迫和专制。三是把民主看成一种制度。民主是一种公正、合理的制度，能够维护合法的财产免遭侵犯，能够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四是把民主看成一种秩序。民主能够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关系，维系国际社会的基本平等。这样民主概念也越来越清晰和定型化，在中国历史语境中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意义。中国民主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既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对“亲民”“重民”“爱民”“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及“民为邦本”等文化的价值继承，也不断吸收其他国家优秀的制度与规则，但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方式，从内生性力量与外生性力量不断交织中把握。特别是依靠中国制度文明中的内生性力量不断发展、革新，为民主发展不断提供动力支持。
二、历史语境中的民主赋能
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遭遇英法等列强入侵，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卷入西方列强所主导的现代性进程中。在这一进程中，西方一些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特别是民主观念也纷纷译介到中国，不但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例如，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先后发生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事件，都与民主思想具有一定的关联。尤其在五四运动时期，思想界开始使用“德先生”一词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从此，民主在中国历史语境中不仅被重新诠释，同时也被赋予了诸多新意。
一是赋予民主一种民权主义。晚清学人准确理解了西方民主的本义，同时也看到民主的内部存在平等、自由、程序、多数与少数等相互冲突的悖论，并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选择了从民权这一角度理解和建构民主。梁启超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中，专门从民主统治与君主统治角度分析了民权，把西方民主的“多数人的统治”转换为“众人的权利”。孙中山是“民权”的积极倡导者，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中指出：“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孙中山从民权角度，认为民主就是人民直接行使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四种权利。
二是赋予民主一种平民主义。从平民主义看待民主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民主别样理解与表达的一种特色。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渴望通过民主去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并对民主抱以深刻的期待。李大钊指出民主“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他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1921）一文中，直接把 Democracy 译为“平民主义”，把民主与中国古典“民主”所隐含的“人民价值”加以整合，看作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一种人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治理的制度方式。
三是赋予民主一种民治主义。陈独秀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把 Democracy 又译为“民治主义”，并根据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状况对其给予创造性的解释。陈独秀认为民主就应该由民作主而不是为民做主，强调民主的人民主体性，民主应当表现为民众作为主人参与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而不是被治理和被统治。民治的实质应当是通过民主建立一种平民政体，这种政体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实行人民自治。早期陈独秀的民主观主要是吸取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实践经验。
四是赋予民主一种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从最初传教士翻译传播以来，其内涵几经周折、不断调整与拓展，直到一个“庶民”的时代到来，民主才真正成为中国历史语境中的鲜明标识。民主从传统意义上的“为民做主”到近现代的“民权主义”“平民主义”，进而转向“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最终实现了对西方民主的创造性改造与赋能。
五是赋予民主一种现代性理论。当Democracy在中国语境中被转换为“德先生”的时候，“德先生”不仅成为引领思想界的一句响亮的口号，同时也为构造中国“现代性”历史提供了一个合法性术语。当时，中国的思想界立宪、代议制、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缠夹交织，众说纷纷，莫衷一是。民主在众多思潮中逐渐脱颖而出，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人们开始以民主思想为武器，尝试改变当时中国面临的困难现实。正如陈独秀指出的那样：“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人们把民主看成一种现代性理论，它冲破了当时落后的传统，给中国知识界带来新气象和新期望。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语义生成
当前，西方一些国家民主制度正遭遇着结构性困境，屡屡出现了极化政治、否决政治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这是对世界民主发展的一次再创造，意味着中国在建构一种新型的民主范式，能够平等地与其他国家民主展开对话与交流。这种民主范式绝不是对“民主”跨语境、跨学科的简单“移植”与“借用”，而是中国根据自身知识传统与实践经验，赋予“民主”以多重的意义与方法。从民主演进的路径来看，民主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政治、文化视域中都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与独特性。这些多样性与独特性不仅指民主的概念、内涵、观念，还包括对民主的认知及其实践。
当民主离开原初的历史语境，就会摆脱原来所依存的文化传统、政治环境、政治制度和人际关系等进入一个新的陌生的历史语境之中，以新的文化、政治、经济等要素构成一种情境性关联。当民主脱离原有的语境，进入中国历史语境中就会“存在着一个被穿越的距离，一个通过各种语境之压力的通道，而思想从较早一个点进入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重要性”。民主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脱域行动，会带动诸多社会关系一起跨越时空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中，并重新组合，也必然会引发一系列变化所包含的各种意义和丰富的社会实践。民主的这种脱域行动也为其始终保持着活力和革命性提供了源源不尽的动力支持。当民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中，会逐渐产生“在地化”效应。在新历史语境中，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民主构建出新框架、新结构与新功能，表现出其独特性与差异性。“当我们将民主进程的空间视野扩大到法美之外的世界时，这种多样性势必更为明显，尤其是对古老的东方文明。在这些文明中，过去的遗产更为丰厚，社会条件迥异于法美，其民主进程的道路也势必更具独特性。”
虽然，民主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语义和话语表达具有一定的不同和差异，但是都始终围绕民主中的“人民”语义进行不断的调整。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对民主的理解是把人民看作政治主体，看作国家的主人。人民不再是被管理的客体，而是能够主动地参与国家各项事务之中，被赋予国家最高权力。在这样的民主制度中，人民与国家机构构成了完整的统一性、复合性，不再是“统治—被统治”关系，而是“主导—参与”模式，表现为接受党的政治领导下的关系归属一体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利益一致性以及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目的共同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十分鲜明地体现出“人民性”，即始终强调人民主权、人民主体性以及人民的根本利益。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党和国家层面的民主实践，还是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全方位民主实践”，其真谛就是在民主实践中的各个程序、各个环节体现出人民性。中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上面表述中“‘一切’和‘各种’两个词，表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全过程’属性，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保障人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实现了全过程的人民当家作主”，上述规定实现了“一切权力”与“各种途径和方式”有机结合的逻辑统一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我国现行宪法中得到充分展现，也深刻地揭示了“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时空特性，构成了人民民主存在、发展和发挥自身功能的制度条件和法律基础，是社会主义民主区别于其他任何形式民主的本质特征。这种“人民性”还贯穿于整个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全过程之中，最大程度上确保广大民众能够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广泛、持续、多形式地有效参与，不断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很显然，民主进入中国历史语境之后，不仅体现出延续性，更是表现出一种重构，也被赋予了“中国表达”“中国方案”与“中国实践”等新义。
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框架构建
民主作为政治学领域中的重要话语资源，理当为全人类所共享。对民主的内涵的认知与界定、对民主的话语表达和评价的解释权不能被少数国家独霸，只能由民主实践国的人民作出裁定与评价。如何做到正本清源，讲好中国民主的话语叙事，我们需要从“全过程”角度，丰富民主的内涵，构建民主的话语框架，主要是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主的制度体系、民主的三个统一、四个一致、五个环节以及坚持五项权利等六个方面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框架构建，彰显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表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价值取向在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话语表达是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民权利、利益具有全向度特征，真实表现出民主的价值必须与人民的权利和利益高度一致。把人民民主作为民主政治话语的中心议题，凸显出“人民主体性”和“人民统治”作为民主的两大核心话语，坚决避免假借自由与理性等话语表达方式架空民主，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是坚持以完整的制度体系话语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主要是依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制度话语体系支撑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以制度话语引领广大民众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实现民主表达，对民主表达进行正确引导，不断促进民主话语功能效应发挥；通过民主制度话语引领广大民众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有效行使民主的权利，确保他们关于民情、民意与民生话语能够得到重视。
三是坚持以三个有机统一的话语引领性构建。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表达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的核心要义。“三位一体”的民主治理话语体系奠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石。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式民主制度的根本话语叙事，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话语的基本样态与呈现，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民主治理的话语表述方式。三者统一于中国民主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
四是坚持以四个内在一致性的话语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把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统一起来，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从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的一致性话语表达来看，体现在民主为多数人参与实践的结果，其民主成果、民主红利为绝大多数人享有；从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一致性的话语表达来看，实现民主形式与实质的一致性就是指广大民众通过各种民主话语内涵、民主话语所知、民主话语表达获得切切实实的民主权益，充分体现出广大民众对民主的认同、信任与支持；从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一致性话语表达来看，意味着在全过程人民实践中，广大民众直接参与民主和间接参与民主具有高度一致性；从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一致性的话语表达来看，意味着人民民主的成果是通过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以国家的法规、法令等形式加以确立，从而保证人民意志与国家意志的一致性，使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五是坚持以五环节完整性的话语构建。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以“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构成了民主话语表述的完整框架。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和监督五大民主话语环节，环环相扣、互为衔接，形成一个系统科学的整体，真正保证广大民众真实有效行使各项民主权利，保证广大民众在民主话语表达方面享有最广泛的平等和参与机会，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民主权利在“全链条”的制度载体中得到完整展现。
六是坚持以五项权利真实有效的话语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权利主要涉及选举权，以及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将民主程序贯穿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和监督全过程，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要素、机制和功能都能各司其职，有效发挥，充分彰显出人民的主体地位，使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主的制度体系、民主的三个统一、四个一致、五个环节以及坚持五项权利，构建了新型的民主语义框架。这些民主语义互为联系，彼此促进，确保民主的“全过程性”得以充分展现。
五、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基于中国民主实践提出的融通中外的新概念与新范畴。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种新样态，能够不断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体系构建与西方民主以党争民主、单一程序民主等构成的一套话语体系具有根本性的区别，它实现对人民主权与人民同意之间隔离的超越，以“人民民主”话语超越西方“自由民主”话语。它不但实现了对西方竞争性选举民主的超越，还实现了对西方民主形式与实质对立的超越，是对民主本质的复归，是对民主治理效能的充分体现。这种超越性具体体现为：
一是实现对人民主权与人民同意之间隔离的超越。人民主权是民主的本质要义和根本属性，随着代议制民主的不断演进，以人民主权为根本的民主制度被逐渐改造为人民同意的选举制度。这样一来人民的统治被替代为人民的同意，人民的同意又被改造为以投票为方式的民主，把人民决定权异化为一种简单的选举权，只能在选举的时间段使用，而一旦选举结束，人民就再无所作为。因此“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民主’，进而将‘政治民主’程序化，使之等同于‘选举民主’”。这也导致西方民主在发展中一直遭受人民权利异化的困境。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把人民主权原则落实到民主的各个环节与程序之中，并通过完整的实践不断体现出来。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高度重视民主过程完整性、连续性的民主制度，能够真正确保广大民众真实而有效地全过程参与各项公共事务，并不断体现出广大民众的主人翁精神。
二是在价值取向上以“人民民主”话语超越西方“自由民主”话语。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诉求，超越西方本质上是资本逐利为主的自由民主话语。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话语制度设计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坚持的以资本逻辑主导民主的话语制度设计。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自由主义民主中，民主被金钱、财富和权力所裹挟，变成一种由选票所主导的选举游戏和政治营销。民主沦为可操弄的工具与玩偶，广大民众在这种民主制度运作之中，无法充分参与政治和谋取正当利益。
三是实现了对西方竞争性选举民主的超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表达始终坚持民主过程与结果真正统一起来，重视民主程序和制度体系的全过程性而非一次性票决式的话语表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表达坚持完整的参与实践，真正超越西方以简单投票间歇式的民主制度操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表达坚决反对“将复杂的民主政治等同于选举和多党（或两党）竞争”，甚至把民主表达为“一人一票”或“一人一份”的话语操作，是对西方民主界定为竞争性选举话语的一种超越。
四是实现了对西方民主形式与实质对立的超越。从最近几十年西方民主乱象来看，其中主要症结之一就是西方民主存在民主程序与实质的对立，这也导致西方民主无法有效解决程序的确定性与结果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西方民主在资本的驱赶下逐渐沦落为一种程序民主，变成一种纯粹争取政治领导权的游戏与制度安排。这种“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之间的对立很容易导致社会冲突、否决政治和激化政治。在这种对立中，民众无法有效持续行使自己的各项权益，也没有更合适有效的渠道和平台来表达自己的权益。全过程人民民主以“过程性”真正实现了人民民主的全覆盖、全过程、各环节，这种“过程性”使得每一位民众都有权利、有机会系统地参与各项公共事务。
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来不回避或悬置民主的真正主体是谁、人民主权如何落实、人民参与如何实现等核心话语，从全过程、各领域、各层次最大程度上赋予民主话语的真实性、有效性和价值性，真正实现了民主的观念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一次飞跃，从民主的实质、内容、形式及实践层面全方位地超越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
六、结语
民主一词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内涵与外延是不同的，对其的话语界定与表达也是有差异的。在中国历史语境中，民主不仅具有平等、权利、法治与自由等现代民主话语的一些共同具有的特性，更具原创性与内生性。对民主的话语表达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同的条件和语境下，与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制度安排等存在密切联系，必然会呈现诸多差异性。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对民主的话语表达体现出明显的人民性。因为中国民主话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坚持以人民性为根本遵循彰显出中国式民主话语表达充满着真理性与道义性，代表了人类民主话语的发展方向；对民主的话语表达呈现出清晰的完整性，主要体现为建构一套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的民主话语制度体系，能够全方位有效对抗、遏制乃至消解西方民主话语；对民主的话语表达还体现出充分的吸纳性，不仅实现了对本民族优秀传统话语资源的充分继承、吸纳与创造性转化，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和为政以德话语资源的吸收与创新，而且还坚持洋为中用，对其他国家民主话语资源采取理性分析与辩证法的态度去吸纳与扬弃，不断提升民主话语表达能力与水平。对待任何一种民主话语体系应当秉承对其“精细观察”的内在需求，要真正深入进去体验、观察而不是去排斥；同时要进行话语沟通与交流，不要忽略任何一种民主话语存在的意义。任何一个简单的事物都可能蕴含着无限丰富的社会内容，因此要立足于民主所依存的具体历史语境，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对民主的概念再认识及进行新的话语表达，其最重要意义在于用实践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历史悠久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在现代化与民族复兴进程中如何解决人民民主发展的道路探索、制度架构、功能发挥、机制运行及价值取向等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与西方民主共存中，如何以自身的优越性在各方面对西方民主实现系统性的超越。
作者：赵宬斐，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