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宬斐：民主观念谱系及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阐释性建构

马克思在谈及观念的时候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从观念性角度来看，民主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实践的产物，是源于对政治生活经验的系统性看法或观念。从“观念性”角度看民主，主要是通过对民主谱系演进的新形式、新样态及新趋势的把握，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及理解。民主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反思性和争论性的复杂多变的观念，在其演变过程中必然会引发诸多“是非”与“混乱”问题。可以说“‘民主’也是这样一个词语，无论它的准确意义是什么，对很多可贵的政治原则和理想来说，它总是显得很重要，而且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它也绝不可能获得惟一一致的意义”。“实际上在民主的漫长历史中它有着非常不同的意思和内涵，即使今天在不同社会和经济体制下对它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个判断也表明民主的观念不仅反映出繁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同样也表现为一个夹杂诸多意识形态纷争的学术难题。首先，民主“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自身形式与它得以发展的社会环境间的关系”。民主的内涵、表象与具体社会环境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环境与条件会对民主观念产生明显的影响；其次，民主与一个国家的系列政治文化也存在密切的关联，国家一些政治文化制度建构离不开民主的要素。民主自身孕育着丰富的内在张力，其内在的延展性与融贯性决定了民主的含义绝不是单向度的，而是沿着多维度、多路径方式演进，由最初的人民主权渐次增添了诸多新的内涵与意义。很显然，民主作为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其观念从来都不是抽象与单一的，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表现出鲜明的历史性、现实性与具体性。

民主观念谱系也是伴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由最初的简单形式而变得日趋斑驳复杂的。西方民主源于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实践，最初指人民的统治，即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享有统治的权利，可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从民主的价值属性来看，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掌控权力。例如，卢梭提出人民主权观，林肯提出民有、民治与民享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世界各国人民已经广泛地接受了民主观，人们对民主的普遍认同也源于卢梭对民主的界定。从政体上来看，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探讨了人类理想中的国家政体；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不同的政体形式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指出民主的政体形式是相对应集权政体、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等的一种区别。到了近现代社会，民主政体出现了流派上的最大分别：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与社会主义民主政体。哪种民主政体形式是最好的，在现实政治中并没有现成答案，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答案。卢梭曾提出过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的民主模式，洛克主张议会和君主分权的民主模式，密尔主张间接代议民主模式。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民主表现为人民的自我统治与管理。“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一些伊斯兰教国家根据其文化传统和信仰诉求，主张由舒拉、公议、创制等构建伊斯兰式的民主模式。美国学者熊彼特则把民主看作精英统治的模式，他认为民主就是“一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上述不同的观念表明人们对民主的看法各异。但是在这种差异中多多少少包含着社会公平、正义、平等与自由等民主精神，也正是这些共同的民主观念构成了多样化的民主政体模式。

其实，“作为观念的民主是一种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所抱持的一种理想。与此相关，人们从不同的立论出发对民主的观念和理想进行系统化地论证，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民主理论，这同样属于民主的观念形态。作为民主观念的现实体现，民主制度和民主体制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贯穿着不同的民主理论建构，因而在现实中和历史上，又存在着（或存在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和体制，共同构成了民主的现实形态”。所以，民主观念差异的背后是不同的政治架构和不同的政治谋划；不同国家、地区实行不同的政体和坚守不同的信仰，对民主观念的理解也不同。任何以民主形式开展的政治活动都可能存在左与右、利与弊。作为人类文明中的一种重要价值观，民主从来都不是抽象的符号与口号，而总是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和实践也不一样。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不断演进与拓展，人们对民主观念的认知也逐渐达成如下综合性理解：民主是源于多数人统治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依靠法律提供支持与保障，从而免于暴力与专制侵犯，促进公共性发展，实现人们的平等与自由等价值理念，保障人们各种正当权益，增进福祉。这种民主制度崇尚依法治国与法律至上，要求公共权力受到严格制约，以民主选举的方式推举政治领导人，而且必须服务并服从于多数人。

从历史语境中对民主观念进行系统梳理，主要是探讨人类是如何通过对民主的理解构成了系列的观念谱系，这对于我们探索当下的民主如何进行创造性发展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谱系学”这个概念是法国学者福柯在其研究的学术领域中建构的核心概念之一，指对认为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反思与追问。福柯所倡导的谱系学的目的在于探寻问题的差异而不是同一，去挖掘偶然而不是揭示必然，去发现局部而不是建构整体。福柯式的“谱系学”对于探讨民主的系列观念如何生成与变化具有一定的启迪与借鉴意义。人们立足于特殊历史语境来探寻民主观念生成的原因、条件及动力。人们对民主的建构和观念变革也是依据于不同的国家与民族的具体环境与生态，对应着不同的时空变化。虽然说“任何巨大的变革都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无不与一些重要的观念引领有关。其中，民主观念就是人类社会中引领重大变革的关键观念之一。从以古希腊为“源点”的民主谱系到以人民主权为根基的民主谱系，从以人的解放为宗旨的民主谱系到精英模式的民主谱系，再到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民主谱系，都充分说明了民主观念在人类社会重大变革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是以古希腊为“源点”的民主谱系。“民主”的观念源于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在希腊文中，“‘demokratia’由‘demos’（意指人，people）和‘kratos’（意指统治，rule）两个词合成”。民主最初之意为“人民的统治”。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第一次用“民主”一词，表达的是古希腊人民生活中的一种政治实践。在古希腊城邦政治中，民主主要表现为直接民主。在当时的社会中，民主观念主要是由城邦政治、公民大会、立法机构、五百人议事会、选举和抽签等系列谱系构成的。亚里士多德根据当时希腊城邦政治的状况，把希腊政体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与民主制等，认为民主制就是多数人进行统治的一种制度。此后，民主观念从创建、强化、确立，到不断传播，不断规约，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二是以人民主权为根基的民主谱系。人民主权说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卢梭对人类政治文明做出的伟大理论贡献。13世纪中叶，当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人民的统治”这一概念被译成“Democratia”一词的时候，“民主”的概念才逐渐在欧洲政治学界获得广泛发展；特别是欧洲启蒙运动之后，卢梭把自由和主权置于民主的内在结构中，认为只有在主权之下才能真正实现全体人的自由。他坚持认为主权是属于人民的整体，指出“政治生命的原则就在于主权的权威”。在卢梭的论域中，人民主权的本质意义在于人民实施自我统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人民、公意、公共利益三位一体的结构是一个全新的主权结构，这个结构被赋予了主权的根本属性。”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主要是通过“人民、公意、公共利益”三位一体构成的结构展现出来的。卢梭通过三位一体的结构实现了对民主观念理解的革命性改造。在卢梭的民主观念中，十分突出“人民性”，以至于后来的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也始终坚信人类政治生活中“首要的权力不管来自何处只能归于人民”，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也赞同“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将永远掌握在民众手中”。

三是以人的解放为宗旨的民主谱系。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等文中，对人类需要怎样的民主类型给予了系统性的阐述。马克思主要通过反思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的人何以被异化，创造性地提出以实现人的最终自由与解放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中，人民应当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能够真正管理国家各项事务。国家的结构与体制应当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人民要全程参与国家政治生活。马克思的民主观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民主观的基础上，探讨人类如何通过民主奋斗实现政治解放。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基础上，提出了解放、自由、参与、选举与自治等民主要素，这些要素也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观念的基本谱系。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并成功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启了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新模式。在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之后，中国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构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新模式，开创了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境界，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丰富了人类对民主的多样性理解。四是精英民主的谱系。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熊彼特在程序民主的基础上提出了精英民主理论，成为精英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对民主给出了自己独特的定义：“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熊彼特认为民主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手段而不仅是目的，民主虽然表现为人民统治国家，但更应当体现为精英领袖治国的方式。这一民主理论也是由托克维尔、约翰·密尔和熊彼特一以贯之的。针对这种选举民主观念，亨廷顿总结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这种精英民主模式把“人民主权”改造为“选举式民主”，从此“选举式民主”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话语霸权，甚至成为民主或非民主的标尺。

对于“民主”这个内涵十分复杂又经常被各种政治话语误用或滥用的概念，在每个国家、民族所处的不同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下，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实践体验，人们的认知与观念差异性很大。即使同一概念在不同个体、阶层或社会集团中也会存在“社会表征”问题，因而会造成人们对民主有不同的观念与看法。民主观念变化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时空转换且具有跨文化的复杂性，尤其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民主的内涵及语义转换更加复杂多变，这必将进一步导致人们的民主观念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民主从观念到制度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民主有不同的含义。对于民主观念的认知，仅仅把其定位在对公共权力的限制是不够的，民主还应当体现在如何保障公权力正常有序运转、产生有效治理、增进广大民众的福祉和满意度等方面。

20世纪以来，人们对民主观念的认知一般都是通过把民主看成精英民主的逻辑方式推进的。马克斯·韦伯在这方面开了理论先河，他提出“领袖民主”理论源于官僚制度基础上建立的精英统治模式。韦伯之后，米歇尔斯提出的“寡头统治铁律”以及帕累托提出的“精英循环理论”等都是精英民主的翻版，这些观念也直接为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的集大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这种精英民主在实际运作中遭遇三大方面的困境：一是忽视了人们把民主看作一种具有丰富情感皈依的价值属性。因为人们一直把平等、自由等看作是民主政治追求的重要内容，民主成为人们对一种理想政治生活向往和为之奋斗的目标。二是忽视了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这种民主模式把民主简单地与选举画等号，认为民众只能通过民主选举方式决定统治的领袖，进而认为“多数人”应当被隔离在政治参与之外。三是依靠这种模式掌权的政治精英，很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控制社会公共资源，人为加剧社会不公平，无法维系持续有效的社会治理式。艾伦·沃尔夫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西方程序民主有两副对立的面孔：“一张脸是民主的、民众的，关心民主合法性，并争取大众对政治秩序的支持；另一张脸像卡西乌（Cassius）一样精干、野心勃勃，而且是自由主义的（取其经典的意义），负责资本的积累，并保护执行积累的机构。”显然，上述中民主观念的内在逻辑就是把自我所理解认同的民主模式固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或话语霸权，因而也陷入形而上学的认识泥潭和思想误区之中，以至于出现了各种民主乱象。

一是民主的泛化。西方一些国家在推进民主政治制度运作中，对民主的内涵进行任意裁剪，“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一样，已经成为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价值、观念、标准、制度、原则、做法等”。这是一种典型的民主泛化现象。民主泛化现象还渗透到国际政治与国际事务中，被一些国家拿来作为鉴别国家亲疏关系的工具；一些拥有民主话语霸权的大国往往把具体的、个别的民主模式扩大为一般的、普遍性模式，随意地将民主与意识形态挂钩，挑动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意识形态纷争，盲目地认为只有西方民主才是标准答案。事实上，在人类政治文明中并“不存在唯我独尊的民主，更不存在高人一等的民主”。

二是民主的独尊化。西式民主从自由资本主义以来经历了一个从神话般诞生，到民主模式化与工具化的全球性输出与扩张，再到结构性衰落的演变过程。民主的独尊化以民主“教师爷”自居的美国最具代表性。近年来美国的“民主峰会”就是“唯美独尊”的一种典型。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搞民主崇拜，盲目地在国际上搞民主输出、街头政治，非但没使被输入国获得任何民主的红利，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冲突与动荡；即使在搞民主输出的一些国家中也出现了民主严重透支，政治极化、社会矛盾与族群纷争一直持续不断的状况。例如，丹麦智库的“民主联盟基金”在2021年5月，进行了一项名为“民主看法指数”的民调显示：“近44％的调研对象担心，美国会危及他们所在国家的民主。”不少人士都十分担心美国经常会假借“自由民主”名义，对外搞政治分裂、搞民主演变，以民主划线站队，将世界分割成敌我对立阵营。

三是民主标签化。标签化主要指人们依据生活阅历和过去经验对某种事物产生刻板认知，进而形成固化印象，甚至造成以偏概全的判断。标签化的实质就是“用一个带有特定指涉的标签，对具体的话语和行动进行标识，然后针对标签，而非话语和行动，做出预先设定的举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民主游戏规则，根据自我需要对民主贴标签，然后对其进行阐释与证明，从而让受众以为民主的模式就该按照那样遵循与模仿。美式民主“将民主标签化、政治化、武器化，不是大戏，而是把戏，只会使自己假民主、真霸权的丑陋面目更加清晰地暴露在世界面前”。事实上，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而不是政客进行政治操弄的工具，不能假借民主之名在世界制造分裂和对抗，而应当充分尊重各国探索和发展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模式。

四是民主的宗教化。民主本来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正常制度安排，却被一些国家一再神圣化、宗教化。西方国家把民主异化为一种宗教模式，使其具有一种宗教文化的弥赛亚意识，到处搞民主传教与民主输出，把其塑造为上帝般的天选制度。其目的是把民主异化为到处搞霸权与侵略的护身符，然后以“教师爷”的身份任意干涉其他国家对民主的独立自主探索。在当今西方国家的民主演进的语境中，“‘民主’一词仿佛具有了一种比宗教信仰还神奇的力量：只要一个人的口中念出‘民主’一词，仿佛一下子便掌握了政治论坛的话语权或政治舞台的制高点。‘民主’变成了神圣的上帝之言，意味着‘文明的、先进的、富裕的、自由的、人道的、正派的、合法的’等等”。西方一些大国依靠传统的民主话语霸权，把民主装扮成一种点石成金的“魔杖”，意味着从此掌握了世上至高无上的道义力量和话语霸权。然而，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化演进过程再次证明了世界不可能存在绝对的、普世的民主制度，不同国家与民族不同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等必然导致民主模式探索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五是民主工具化。早在一战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把民主看作应对国际秩序和维护本国利益的工具。民主也因此成为一种协助美国对外战略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假借民主之名到处干涉别国内政外交是美国公开的秘密。在国内，美式民主已异化为“杰利蝾螈”现象，这种现象使民主堕落成为一种怪兽。例如，2022年2月7日，在美国阿拉巴马州选区，一些政客在选举中采取“杰利蝾螈”式操作：“一是‘集中’，即尽可能将反对党选民集中划入少数特定选区，牺牲这些选区以换取其他选区绝对安全；二是‘打散’，即将反对党选民相对集中的地区拆分划入周边不同选区，从而稀释反对党选票。”依靠“集中”与“打散”方式操弄选票打压对手。美相关民调指出：“67％的受访民众认为‘杰利蝾螈’是美国选举制度中的严重问题。”“杰利蝾螈”式操作是“为反对而反对的‘否决政治’，既是社会撕裂在政治层面的反映，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撕裂，从而在‘对抗民主’的体制内形成了一个自我驱动的恶性循环”。这样一来，“民主被工具化，多数普通民众被少数政客操纵意识、把控命运”。在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态中，“看不到尽头的民主异化、政治僵化让西方选民沦为‘工具人’，只能落入无奈与无助。对选举无感、对未来无望的心态俯拾皆是，在年轻世代中更为普遍”。这也是直接导致西方政治乱象和民主病态的原因之一。例如，英国公投、美国大选等事件，也深刻暴露了西方民主被过度操弄下出现了民主赤字、民主撕裂和民主衰退等困境。

六是民主的格式化。民主本来是人类政治文明中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越来越被程序化与格式化了，复杂庞大的政治体系也简化为票决与多党竞争制。西方一些国家出于维护民主话语霸权的目的把“竞争”与“选举”作为衡量其他国家民主建设的唯一指标，把普选改造成一场全社会中的政治赌博。原本复杂而多维的民主体系却被简化为一人一票的选举方式。在西方选举中，民主总是因与金主操控、党派恶斗、政客牟利和政治真人秀等现象交织在一起而与其本意背道而驰。根据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报道：“美、英、法、德和波兰5国民众中，超半数以上认为民主制度在当前状况下‘毫不奏效’。”这种格式化方式进一步加速民主制度在空心化和劣质化的轨道上狂奔不止，陷入了自娱自乐的尴尬境地。

七是民主的终极化。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以来，西方国家极力鼓吹历史终结论，盲目笃信民主的普适性和通用性，把西方自由民主看作是历史的一切，是人类政治最高形式，认为人类政治历史就此终结。西方民主被吹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绝对化的想象如同一剂迷药，麻醉了自我神经，让他们陷入西式民主终将征服世界的颠狂妄想。从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运行及成效来看，“民主更像是一个被严密关押在坚实牢固的选举牢笼里的囚徒，并没有能够获得‘普世’的地位”。事实上，在民主政治中还贯穿着自由、自治、法治等诸多制度矩阵，在有些制度矩阵中，根本不需要也不存在什么选举。比如，治理中，法治与国家权力等并不是依靠选举制度安排的，也不是依靠选举方式进行运作的。西方民主的“终极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这种终极化观点无视人类政治文明中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实践方式及制度模式，也严重阻碍了人类对不同的制度模式进行拓展与探索的努力。

从上述的精英民主产生的一些民主乱象来看，以选举为核心的精英民主，不仅通过选举程序掩盖了主权在民的民主本性，而且对当今世界民主发展造成了一些结构性困境，无法给当前世界民主提供发展引领。

民主的概念在中国语义流变过程中，本身就具备十分鲜明的、时空转换的个案特点，具有跨语境与跨文化的复杂性。由于民主观念的生成和流变直接与历史语境和现实环境有关，因此要立足于具体语境与环境对近现代中国民主观念的流变进行阐释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民主思想既有源于“东学”自身的雄厚文化积淀，也有来自“西学”的现代性文化支持；既有马克思主义先进性民主观的引领，也有来自苏俄的民主观及制度实践的启迪，由此建构起东方独特的中国民主观。

观念一旦生成，就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探索都是随着该国人民对民主的认识不断加深而逐步发展与完善的；民主的发展与创新离不开观念的推动。“在社会变革与观念变革的相互关系之中，观念的变革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前导性因素和力量。”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民主观念不断进行更新与转化，在中国实践大地上逐步建构起来的一种全新的民主观。全过程人民民主观的建构，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原则和传统民族文化的优秀基因决定的，集中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语言与思维方式的建构，既没有照搬西方民主的阐释学框架，也没有一味拒斥学习西方文明的精华，而更多的是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回答当代现实问题，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观念建构路径的根本依托。

全过程人民民主观念的提出不仅是对时代蜕变的民主回应，而且是一种寻求民主概念差异性共识的社会行动，同时也展示出人类对民主制度的孜孜追求。中国语境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本质上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把民主定位为“全过程”，进一步表明这种模式“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至关重要。中国注重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抄照搬别国民主模式；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爱德曼咨询公司发布的《2022年度爱德曼信任晴雨表》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高达91％，同比上升9个百分点，蝉联全球第一。在国家综合信任指数方面，中国高达83％，同比增长11个百分点，位列全球首位。中国的民主发展状况如何也是构成民众满意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上述的民调来看，中国民主之所以能够在民众心中获得较高支持，首先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坚持人民性。这也是民主的价值性的生动体现，人民不仅当家作主，还在法治的保障下能够全方位地参与到各种事务之中。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丰富的具体性与多样性。各国的历史传统、具体国情和环境不同，必然决定民主模式探索的多样与差异，任何一种强加给一个国家的民主，并不能真正解决好所在国家的发展问题；民主制度只是人类的一种治理方式，不是能够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任何标榜民主万能论、民主救世论和民主普世论等的民主观都是站不住脚的。再次，全过程人民民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虽然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国内所面临着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变化与调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关注越来越强烈，其中对民主的诉求更为明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既考虑到其成长的现实阶段性、近期阶段性的目标，又考虑到其发展的长远战略，同时也表明中国民主建设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是同步推进的，表现出鲜明的“协同性”“契合性”与“适应性”。事实表明，任何忽视民主政治需要稳妥推进的激进主义行为不但会葬送民主发展，还会造成国家动荡与社会分裂，严重的还会造成国家解体与民族分裂。最后，全过程人民民主展现出明显的治理性。民主成效如何与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水平密切关联。民主政治发展的成熟与否与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发展是互为影响、互为促进的。一种科学有效的民主制度一定是实现良政善治、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种科学有效的民主制度应该是确保广大民众有序地参与各种事务，满足正当的利益表达与诉求，而不是引发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利益分化与矛盾纠纷；一种科学有效的民主制度能够凝聚各方面意志和促进利益的协调统一，让人民安居乐业、心情舒畅，让社会和谐稳定和生机勃勃。正因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展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具体性、阶段性与治理性等特色，才真正能够激发社会民众的广泛认同与支持，也才能够有足够的资本与能力与西方民主观进行交锋与对话。

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大提出了由“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构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这种“全过程”的叙事表达直观呈现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内涵、结构与运行规则。全过程人民民主观念最突出的特征表现在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内核——人民民主。民主的本质在于要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和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全过程人民民主要义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民主”的观念奠定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解决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从“全过程”的观念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把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和监督五大方面紧密联系起来贯通于各个领域、层面与环节中。在选举方面表现为广大民众通过民主选举，选举代表或领导人代表人民意志，同时通过选举充分行使和展示自我的各项权利；在协商方面表现为广大民众在各种重大决策、重大公共利益等实施之前、实施过程之中充分沟通协商，尽可能达成共识以凝聚人心；在决策方面表现为广大民众通过多种民主参与渠道和途径，有效参与到决策的全过程之中，使民众的意见与诉求得到有效回应和高度重视；在管理方面表现为广大民众切实担负起公民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广泛行使各项权利，参与民主选举、协商、决策和监督各个领域，实施有效管理工作；在监督方面表现为广大民众可以对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使国家和社会各种公共事务始终在人民全过程监督下运行，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和监督很好地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民众参与体现在整个过程之中，有效避免了民主的空洞化。“全过程”人民民主观念的提出，为人类社会如何探索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共识性和治理有效性的民主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迪。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民主政治作出的一项开创性的探索，实现了全时段、全覆盖与全过程的民主参与，也保障了民主价值的全链条实现。中国民主的优势也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复合型结构中得以充分体现。这也充分表明中国的人民民主不是间断式的选举民主，而是覆盖所有民众的政治生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观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独立性，深刻影响了世界民主发展进程。这种民主观念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主设想的简单套用，也不是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模式的移植，更不是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民主模式的翻版，而是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与文化的创造性应答。这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探索与实践不仅宣告了社会主义民主在21世纪能够带领人民走向更光明的政治发展前景，也给世界上其他仍然在民主化道路上迷茫的国家指明了独立发展的方向。可见对民主观念进行再阐释和新建构，“其最重要意义在于用实践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历史悠久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在现代化与民族复兴进程中如何解决人民民主发展的道路探索、制度架构、功能发挥、机制运行及价值取向等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与西方民主共存中，如何以自身的优越性在各方面对西方民主实现系统性的超越”。“全过程”绝不是人民民主的修饰词，也不是人民民主的装饰物，而是以质的规定性将中国的人民民主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并将成为世界民主新的话语。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政治文明需要新的理论给人类以引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改变固有的资本主义民主叙事范式和逻辑框架，为人类应对当前种种民主困境和治理危机提供新的方案和新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