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精髓，反映了我们党对“两个结合”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从哲学方法论维度来看，“第二个结合”是从历史、道路、文明的叙事逻辑中跃升而出的方法论创新，是从宣说叙述的“自我证明”走向方法创新的“自我展现”的关键一环。就“第二个结合”的哲学方法论的意涵来说，有关键的两点：一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二是“新的文化使命”。
“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揭示“第二个结合”哲学方法论意涵的重点。对此，学界主要经历了“历史涵育—理论内涵—实践价值”三个层面的叙事演进。一是阐述“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涵育过程。认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存在历史必然性，“第一个结合”包含着向“第二个结合”发展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因素，“第一个结合”需要通过“第二个结合”才能完成。二是阐明“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内涵。认为“第二个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是将文化精神转化为具有内在生命力的现代文明成果。三是阐发“两创”“两通”的实践价值。认为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两创”，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的“两通”。马克思主义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也因时代精神的融入而被激活。
“新的文化使命”是“第二个结合”哲学方法论意涵的另一重要指向。“第二个结合”是文化建设中精神建设的枢纽，核心是“哲学新形态”。中国自近代被动卷入现代化进程之后的精神文化探索经历了“思想资源挖掘—精神文化重建—现代文明拓展”三种范式的转型。范式一是中哲、西哲、马哲的思想资源挖掘；二是精神文化的反思与重建；三是现代文明新形态的拓展。与这三种范式不同，“第二个结合”实现了新的范式转换，实现了新的方法论自觉。在建构“哲学新形态”这点上，“第二个结合”的哲学方法论意涵在于融摄超越了中哲、西哲、马哲思想资源的杂糅，是从哲学方法论综合角度的中华民族精神重建，超越资本形而上学的抽象文明观，拓展了新型文明实现的方法论进路。
“第二个结合”的哲学方法论意涵指向的是实践运用，以真正成就“又一次思想结合”和“新的文化使命”。“第二个结合”的哲学方法论运用表现有二。其一，“整体性”。运用“第二个结合”的方法应避免打散在“结合”的各自一方。其二，“上手性”。“第二个结合”的哲学方法论运用基于“由破到立”逻辑，具有应对具体问题的上手指南的特质。“整体性”和“上手性”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破单极化思维，立辩证思维。其一，“一”与“二”的辩证。“第二个结合”既是“二”也是“一”，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二”，也是二者化学反应出来的“一”。既有“结合”双方各自的思想资源和哲学形态，也具备“结合”为“一”的哲学新形态。其二，“体”与“用”的辩证。“第二个结合”呈现出不同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即体即用”体用论特征，根本在于其基于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实践本身。其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真实的普遍性需通过特殊的民族精神来表现。“第二个结合”塑造的文明形态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文明、新的文化生命体都呈现出“特殊的普遍性”。
其次，破固化思维，立方法自觉，正确处理实际问题。其一，突破“拼盘”“形上”“范式”思维。所谓的“拼盘思维”，是指将“第二个结合”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拼接，根源在于“拿来主义”的路径依赖，需要对“第二个结合”进行整体性的方法论运用；所谓“形上思维”，是指依赖“体”来指导“用”的僵化思维，根源在于“体用二分”的路径依赖，需要破除对“第二个结合”抽象化的方法论运用；所谓“范式思维”，根源在于模式归类的路径依赖，需要破除对“第二个结合”固化的方法论运用。其二，立“主体”“文化”“实践”自觉。破之后是立，突破“拼盘”“形上”“范式”思维，相应地会生发出主体自觉、文化自觉和实践自觉。其三，回答“以谁”“如何”“怎样”问题。突破了“拼盘”“形上”“范式”思维，树立了“主体”“文化”“实践”自觉，对应回答“以谁”“如何”“怎样”问题。
最后，破除错误论调，立全新国际形象。“第二个结合”既是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奋斗经验，也是探索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重建的有益成果，更是指导现代文明新形态拓展的方法进路。从哲学方法论的视角定位“第二个结合”作为重大政治论断的“创新理论”地位，有助于破除所谓中国现代文明是脱离中华文明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也有助于消解西方社会的误读，自信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超越资本逻辑的“文明终结”历史假想，统筹把握“新的文化使命”“现代新文明再造”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联动关系，展现具有“两个大局”意识的历史主动性，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来源：《新华日报》2024年11月28日第14版 智观
作者：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