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构建中国特色高水平原创性教材体系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全面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战略谋划。构建中国特色高水平原创性教材体系要充分认识教材体系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意义，了解在现代大学学术共同体中，哲学社会科学的传承和创新，以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高水平发展和高质量提升，都是通过教材和教材体系建设来展示和实现的。要明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教材体系建设的契合关系，明晰教材体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以学术的和学理的知识体系为问题导向，同时也要依循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要素和原则。要把握教材体系建构的三个基本要求：一是要强调特色性，二是要强调原创性，三是要强调高水平。并以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的探索为例，提出了马工程教材建设过程中初步形成的一些共识。
关键词：
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特色；原创性
教育部在2022年2月发布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建设推进方案》中，对高校马工程重点教材建设提出“着力建设适应新时代新要求、体现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原创性教材”的要求。这不仅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全面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战略谋划。
一、教材体系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中，较多强调的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在这一序列建设中，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载体和规范；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学科体系的标识和支撑。从学理和学术上看，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系列建设中，还有两个体系建设同样应该得到重视：一是教材体系建设，二是知识体系建设。
相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序列建设，教材体系实际上是这一序列建设水平和成效的集中体现及衡量尺度。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和学科学理场所，也是学术和话语发展最主要的生成及传播场所。在这一学术共同体中，无论是学科的思想理论、学科学理建设的成效和成就，还是学术和话语生成及传播的影响力、感染力，最终都是在教材和教材体系建设的水平及成效上得到体现的。在现代大学学术共同体中，哲学社会科学的传承和创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高水平发展和高质量提升，更是通过教材、教材体系建设来展示和实现的。
一个学科以及相应的学术和话语，如果还不能形成教材和教材体系，基本上可以得出这一学科还没有成熟或者还不完善的结论。一个学科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可以比作一架飞机的一体两翼，教材体系就是一体两翼装配的结构蓝图，也是一体两翼的内在逻辑和外在结构的示意图。同时，教材体系也会极大地促进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发展。对已有教材和教材体系的每一次修订和完善，既是由现有学科和学术、话语发展本身引起的，同时也都是对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学理凝练，是对这一序列体系建构的进一步的创新性探索。
2024年规划进入马工程教材建设的各种教材，有的之前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现在进一步要求达到马工程教材建设水平和质量的新高度；有的是根据学科发展要求新规划的教材，是马工程教材建设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新的拓展。在2016年5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的要求。在总体上，这一批规划教材的建设，就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要求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的讲话中，还明确提出“培养出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用之才，就要有好的教材”，要让最优秀的教师编写最优秀的教材。在教材的水平和质量上，无论是政治性、思想性还是学术性、学理性，都要有显著的进步，真正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教材体系建设的质量提升和特色增辉。
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序列建设中，还有一个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的问题，明确了学科建设中知识体系建设以及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独特性的问题。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建设中，有着“归根到底”意义上的重要地位。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体系就是把这些“有力量”的知识汇聚到综合性的知识平台，形成学科的“知识库”。教材或者教材体系，归根到底就是要根据学科问题导向的要求，汇聚成教材的知识体系。无论是一本教材还是一个学科的教材体系，都包含有教材或教材体系的知识系统集成，也就是由系统集成的知识体系构成教材自身的知识体系。
在平台意义上，知识并不直接具有学科或者教材上的体系性；如果有的话，也只是知识库意义上分类或者编目意义上的“体系”。知识向知识体系汇聚，是问题意识、问题导向作用的结果。按照问题导向，知识成为知识体系由两种基本取向驱动：一种是学术性或者学理性的取向；另一种是应用性或者实践性的取向。
教材的知识体系是学科的学术性和学理性问题取向的结果，是由学科的学理性和学术性问题取向驱动的知识的集成、知识的重构。根据应用性和实践性取向，知识组合为解决现实的或者实践的问题导向的知识体系。这里讲的知识体系的两种基本取向，也是知识的两种基本“种类”。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在《什么是知识史》中提到：不同种类的知识之间的冲突经常会出现，比如，15世纪初当意大利米兰大教堂开始修建时，当地熟练的石匠们和主管工程的法国工程师之间就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就是“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究竟哪个更为重要。显然，伯克提到的两类知识的争论，实际上是由“实践”和“理论”取向驱动的两类知识体系的争论。伯克还提到，在这两类知识的长期争论中，有“理论知识”对“实践知识”的鄙视，如17世纪有过职业医生热衷于嘲讽那些助产士和民间医生的实践知识；也有“实践知识”对“理论知识”的贬损，如18世纪晚期，法国有个磨坊主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批评那些“博士们”整日傲慢自大地想指点磨坊工和面包师的本行工作。事实上，这些由问题取向不同而驱动的不同的知识体系，都有其合理的存在。在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意义上的知识体系，是学术的和学理的知识体系、是一种“理论知识”的体系。
在知识体系上，要关注自主的和依附的知识体系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对“后殖民主义”问题研究的著述者，在对“去殖民化进程”的反思中，提出了“西方对‘东方’的研究其实只是支配东方的一种方法”的问题，揭示了其中存在的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依附性”知识体系传播的现象，使得“东方”思想界的知识体系变成西方知识体系的“搬运工”。在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中强调其自主性，就是要求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在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特征基础上，在知识体系的术语革命和理论方法应用上，在知识体系的汇聚和集成上，都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总之，教材体系不能脱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教材体系是以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能够更好地、更为显著地体现政治性、思想性和学术性、学理性的内在统一。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谈道：“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每一轮学科体系建设都是对既有的教材体系建设的一次总结、一次提升，而每一次教材体系建设也都是对既有的学科体系成就的总结和提炼，教材体系在这一总结和提炼中，达到逻辑上的螺旋式上升，这就厘清了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之间的密切关系。
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教材体系建设的契合关系
教材体系建设与相应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有着密切的契合关系。在对“知识”基本内涵的理解上，培根曾经认为，知识是在一定的学术场所产生的，总存在何人、何时、何地、对何种事物研究和探讨的要素；知识是可以传播的，知识传播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移动并发生变化的过程；知识具有何时兴起、何时衰落或者如何转移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特征。1883年11月，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序言”中，从“科学史”上对《资本论》知识“引证”的意义作出如下说明：“这种引证只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这里考虑的只是，所提到的经济学见解在科学史上具有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从培根到恩格斯的这些理解，对我们探索教材体系中知识和知识体系的基本规定性是有重要启迪的。
在教材体系建设上，知识和知识体系具有三个基本的规定：其一，知识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学理中长期形成发展的、积累的知识及其体系的提炼。它不是现在观察到的各种信息，而是有一个学术和学理的认识过程；其二，知识是对各学科知识思想内涵、理论的理性反思和文化升华，是人在主体思维中对真理认识的提升；其三，知识作为体系是对各学科思维过程中的知识的汇聚和凝练，也就是知识的系统集成。这三个“是”的规定，凸显了知识和知识体系本身包含着强烈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凸显了知识的运用与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着直接的联系。
教材体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以学术的和学理的知识体系为问题导向，同时也要依循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要素和原则：
一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范畴的建构，特别是具有“术语的革命”意义上的核心范畴的建构。“术语的革命”是1886年11月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首先提出来的。恩格斯在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评价时认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自主知识体系中核心范畴、核心概念和理论原理，是自主知识体系的灵魂和枢纽。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从一系列独特的范畴、概念切入，从新常态开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基本经济制度等一系列范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本质的抽象，是“术语的革命”意义上的创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二是范畴、概念和主要理论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这是教材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四梁八柱”。在自主知识体系中，术语、范畴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从新常态开始，到新常态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们之间有着知识上的“大逻辑”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过程，渐次形成的新发展理念，以及新发展理念同之后的一系列术语和范畴相联系、相结合，进一步发展到“三新”，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然后是高质量、中国式现代化一直到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它们之间独特的术语、范畴构成的内在逻辑，是习近平经济思想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导和主线。
三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架构。在教材体系中，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导和主线的系统集成，形成教材体系中自主知识体系的构架。在这一整体构架中，教材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同学术性和学理性有着高度的统一性。这两个方面的高度统一性，是马工程教材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其显著特色。我们强调教材体系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性，是因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教材建设中坚守文化自信的重要标识，也是坚守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教材体系中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文化自信的内力和定力；我们决不能搞那种“依附式”知识体系，决不能做西方教科书知识和知识体系的“搬运工”“小商贩”。
教材体系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借鉴和吸收国外同类教材中一切有价值的资源和因素。这种“借鉴和吸收”，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就大量吸收借鉴了前人创造的成果。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
三、高水平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概述
马工程教材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当作是可以简单地直接套用的“模板”。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要“提炼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同时，还要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转化成学科自身独特的方法和方法论，也就是说，要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提炼出适合于各自学科体系及其教材体系独特的方法和方法论。
马工程教材建设要求实现思想性、政治性和学术性、学理性的有机统一、协同创新，要把握教材体系建构的三个基本要求：
一是要强调特色性。教材体系建设要凸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本特征、基本内涵。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在特色性上，教材和教材体系建设要搞清楚教材范畴和理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问题。1857年8月，马克思在为建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体系撰写的“导言”中，对政治经济学范畴和理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问题作出详尽论述。马克思认为，生产一般中包含的对不同时代的物质生产“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有些是属于一切时代共有的，有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则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在政治经济学范畴和理论中，不能因为有了这种生产一般的规定，就抹杀了不同社会、不同历史阶段存在的生产特殊具有的“本质的差别”。生产一般寓于生产特殊之中，生产特殊是一定社会物质生产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存在方式。在方法论上，对物质生产的社会和历史规定性的理解，既要厘清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的关系，更要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马克思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教材体系建构中一般性和特殊性理解的根本立场和基本观点。
二是要强调原创性。教材体系的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形成不了我们教材体系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更谈不上中国特色教材体系的原创性。在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已经有了所谓“现代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只要把中国的经济现实当作“案例”装进去就可以了，就能形成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了。这种观点的根本局限性在于，“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这与马工程教材体系建设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三是要强调高水平。马工程教材建设使用才是硬道理，高水平是教材能否得到广泛使用的关键所在、根本所在。只有教材达到高水平，才能被任课的老师使用，才能为听课的学生接受。
四、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的探索和感悟
着力打造体现中国立场、中国理论、中国实践、中国话语的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从2020年就开始论证和启动，首先从这一教材体系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基础教材建设入手。2022年，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建设推进方案》作出整体部署，提出了坚持正确方向，体现中国特色，增强针对性、注重创新性、强化统筹性等重点任务和具体方案。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第一批九种教材正式名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学》《中国微观经济学》《中国财政学》《中国金融学》《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中国区域经济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批九种教材编写正在积极推进中，在这一过程中初步形成一些共识。
首先，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有机融入教材体系。这九种教材编写之初，各教材主编都组织课题组专家，系统整理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有关该学科和教材的系列论述。如在《中国发展经济学》教材编写之初，编写组就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有关论述作出系统梳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发展经济学、新发展理念、中国式经济增长、中国式结构转型、中国对外开放和发展格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型、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中国式反贫困、中国的收入增长与分配、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与建设现代化强国等方面进行专题整理，为该教材编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基本的学理指南，也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和学科基础。
要把十八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教材体系所要求的学术和学理，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教材体系。有机融入，要重在把握理论要义、思想精髓、基本立场、根本方法；有机融合，要重在提升教材体系的道理学理哲理，要讲清教材知识和知识体系之“所以”，更要展现这些知识和知识体系之“所以然”。
其次，要充分体现“两个结合”原则，善于融通三方面思想资源。“两个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历程的规律性认识的思想精粹。规律性认识是对事物发展过程的持续的、内在的，起着根本趋势作用的本质特征的科学概括，是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也是理论创新的崇高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阐释的理论创新，不仅在于揭示了“两个结合”规律性特征，而且还在于提出了文化主体性的本质和特征问题。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关系的问题，就是对文化主体性内在规定的阐释。“剧中人”和“剧作者”这两个用语，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的。在马克思看来，对“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的研究，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即“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在社会和思想发展的“历史剧”中，“剧中人”的角色既是由“历史剧”本身规定的，同时又作为“历史剧”中的主体，能对“历史剧”演进的规律性特征作出探索。在对“历史剧”演进的规律性认识过程中，“剧中人”能跃升为“剧作者”，续写“历史剧”演进新篇章，发挥文化主体性作用。这种文化主体性，能使中华民族历史中成就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和理论要素，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特质和理论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坚持“两个结合”与善于融通三个方面思想资源直接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党建等领域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成果。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这三个方面资源的阐释，凸显了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重要作用，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思想资源，这是思想资源中最重要、最根本的。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为根本，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也要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有价值的、合理的思想资源加以吸收和借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再次，要坚守学术自信。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要建立在高度的学术自信上。马工程教材编写，要树立学术自信、坚守学术自信。树立学术自信，是马工程教材建设思想方法问题，也是根本信念问题。要坚持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观点，砥砺前行、踔厉奋发，推进中国特色教材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和创新。
坚守学术自信，还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破除传统观念束缚，处理好“破”和“立”的关系。“破”和“立”是事物发展连续过程的两个基本环节，“破”中有“立”、“立”中有“破”。在现阶段教材建设中，强调先“立”后“破”，就是要有学术自信，只有在立什么上胸有成竹，才能下笔如有神，才能“立”中有“破”，才能立得住、立得稳。教材总是在教学过程中、经过教学实践检验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最后，教材要体现学理性、学术性和体系性。编写教材要有文化自信，就要从中国问题、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出发，把握解决中国问题的学术和学理。要让大学生通过教材学习，能了解中国的问题是什么，能把握中国为解决这些问题有了哪些理论和原理上的创新，能理解这一教材自主知识体系上的学理和学术贡献，能感悟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学理性、学术性和体系性，是高校教材的基本属性，更是马工程教材建设的基本属性。新一批马工教材建设应该能够把教材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与学术性和学理性结合得更好，使新一批马工程教材更上一层楼，以马工程教材建设体系成就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材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全面发展。
作 者：
顾海良，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原 载：
《中国大学教学》202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