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鹏颖 赵婉君：论制度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意义

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成熟与完善程度的关键标准，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起着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作用。制度现代化犹如贯穿现代化建设的根脉筋骨，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创新、范式更新、方法革新蓄力增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存在方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保障作用。

（一）制度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关键和标识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以物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为内在要求的综合性发展体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尖锐化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变革的主导因素，当现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时，则需要通过社会变革（变革社会制度）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这就揭橥了制度变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开辟通往现代化道路的必然之举。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化的进程即为制度现代化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致力于从现实出发实现社会制度形态的变革，虽然他们并没有直接提出制度思想，但其关于制度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潜在地蕴含于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大历史观和大系统观的视角，对制度变革的动力、主体、目的做出有力阐释，以此解答社会变革领域的相关问题。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正是在物质交往实践中，人们逐渐产生了规则或秩序的意识萌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现实的人”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前提，活动着的、处在现实中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是一切历史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是推动制度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说明了“现实的人”在制度变革中居于主体地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勾画未来社会时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们深刻揭示了在人类社会形态一般演变规律的作用下，最终会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制度建设的思想，描绘了在制度变革的导向下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转型，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每一次制度变革，都为人类社会带来新的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最好的证明，不仅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有力保障，而且为人类迈向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关键支撑。

（二）制度现代化是衡量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因素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就叙说了中国式现代化有其独特衡量标准的客观事实，我们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各领域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现代化，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开辟广阔前景的现代化，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的现代化。

综观现代化的演进历程，稳定成熟、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决定了物质现代化水平和人的现代化进程。历史地看，中国最初是被迫卷入现代化浪潮中的，有其特定的历史机遇、时空场域和实践叙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文明挟坚船利炮之威闯入中华大地，在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与被压迫民族意识觉醒的交锋对决之中，中国开始走上“被动现代化”探索之路。一大批有识之士怀揣现代化梦想，努力革故鼎新，他们在器物技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三个层面积极向西方学习以抵御外侵，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救国方案“你方唱罢我登场”。以制度现代化为核心的戊戌变法，提出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改良方案，推行“新政”，改革政府机构、开办新式学堂、废除八股文，结果在守旧派的无情打压下以失败告终。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这一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最后走向妥协和失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政治制度现代化梦想的幻灭。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正确的领导力量和可靠的主体保证，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被彻底改变，迈向现代化的道路迎来历史性的转折点。经过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实现了根本性变化，开启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全新起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探索。经由实践反馈，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复制苏联工业化经验并非可行之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决心走自己的路，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方案，国家基本制度框架得以确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初步绘成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改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历史新起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们党的光辉历史进程，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历史性成就，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摆在治国理政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围绕这个“最大的政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加强顶层设计，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增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紧紧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建章立制，形成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战略性举措，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重要保障。历史与现实证明，制度现代化关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路，越来越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关键因素，为续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三）制度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依托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都绕不开的必修课，现代化的实现往往伴随着社会制度变革。“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以学徒心态照搬照抄其他国家“有形”的制度成果，而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探索适合具体国情的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的历史，我们党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依循，成功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性方案、可行性经验。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成效卓著，能够助力我们以昂然姿态应对经济危机的冲击、政治风波的考验、自然风险的挑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关键依托。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是现代化治理的依据和载体，从根本上保证了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美丽、人民幸福的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围绕组织运行的相关制度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为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实现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根据所处方位、内外环境、中心任务的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起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初步建构了国家治理体系。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新型的民主形式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筑起了新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1953年，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有计划、成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就从制度层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作出了以制度的全方位和深层次变革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保障的重大决定，有效地激活了现代化建设的各种资源要素，自此，党和人民踏上了建立、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征程。在此期间，我们确立了新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的分配制度，政治领域建立起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并将其制度化、法律化，确保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推进。正是由于我们党牢牢把握制度改革的重要机遇，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全面统筹、协调推进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助推我国现代化事业一路披荆斩棘、凯歌行进。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一以贯之地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有力有序地解决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重要领域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课题，进一步擘画了民族复兴伟业的宏伟蓝图，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持续走深走实，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从制度化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过程是以制度现代化为价值导向的改革创新过程，开始探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于改革开放时期，日臻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一定意义上讲，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是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向前推进的“定海神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行提供坚强制度保证。”从“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不仅以“中国之制”应对“时代之变”，而且以“中国之制”解决“世界难题”，必将给那些希望既加快发展又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的制度方案、治理模式，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聚焦和破解改革发展稳定中的改革疲倦症、发展无力症、稳定麻木症等深层次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系统化的制度结构、科学化的制度体系、持续性的制度创新能够充分发挥制度的引领功能和保障作用，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一）系统化的制度结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时代呼唤、实践探索中逐步确立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科学管用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支撑“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为各层次、各领域的治理效能保驾护航。从根本上来说，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是一体成型、系统完善的制度体系，构成了中国制度的“根”“干”“枝叶”。系统化、集成化的制度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能够有效整合资源优势，增强不同部门统筹协调能力，实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良性互动、有效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根本制度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过程始终，决定着制度改革的方向和性质，具有普遍约束性和最大权威性，发挥着“定星盘”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制度统领着中国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基本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居于基础性、保障性地位，能够框定国家基本形态，影响我国各方面制度的发展方向，具有彰显中国制度本质的特征，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重要制度是围绕着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在不同领域、方面、环节展开的主体性制度，是为解决某个突出问题而制定的具有鲜明问题导向性的制度，在落实落细国家治理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政策举措方面发挥着“助推器”的作用。从整体性视角来看，这些制度体系相互联系、内在贯通，突破了单一制度路径依赖的弊端，形成了系统集成的制度合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就在于系统性的制度体系托底。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推动各领域改革、各领域制度集成联动，加强制度建设成果有机结合，形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效应。

现如今，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涉及问题之多、领域之广、矛盾之深前所未有，依靠单一、局限的制度体系零敲碎打行不通，更需要推动制度体系的系统化建设，增强制度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正因为系统观念不仅高度重视事物整体，而且还高度重视组成事物整体的局部要素，这就要求我们在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整体化、系统化的同时，兼顾强化单项制度体系的系统性，遵循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科学制度体系的原则，构成集时代性、系统性、原创性、指导性于一体的开放制度体系，并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各项任务。

（二）科学化的制度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依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一重大论断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维度，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优越性，肯定了国家治理依照制度展开取得的突出成绩。经由实践证明，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对于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挥着独特作用，引导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航道上持续发力、纵深发展。作为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素与基本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孕育并托举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的制度叙事，为开辟更为康庄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制度保证。从根本上说，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其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为遵循，以中华优秀文明成果为保障，以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探索为蓝本建构起来的权威、规范的制度系统。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形态上根植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构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坚持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从而形成了一套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党的建设等领域层次的国家治理体系。这一制度体系牢牢立足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科学社会主义植入当代中国的制度体系，是既具有科学真理性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将其作为自身创新发展的根本依托。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充分发挥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励精图治、革故鼎新、奋发有为，形成了包括郡县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丰厚的制度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有效地解决了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有效助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质言之，科学社会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建设、改革历史时期的伟大实践共同构筑和锻造了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巨大优越性不断推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稳健前行。

（三）持续性的制度创新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源泉

制度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创新发展。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福山通过对西方民主制度硬性规定的反思，说明了制度自我改革的必要性，若制度丧失自我改革的能力，则会导致国家建构的失败，社会将面临分崩瓦解的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断自我完善的制度体系，它不是一成不变、僵化停滞的教条，而是随着新时代新形势不断发展变化的制度体系，是源源不断的“活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意识到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以贯之地在守正创新中推进制度创新，破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难题、新题，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正在形成与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必然荆棘丛生、充满坎坷，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持制度稳定性的同时，继续加强制度创新，确保制度建设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持续性的制度创新是引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原则。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就叙说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依然要推动制度创新的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人本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科学态度，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吸收借鉴其他制度文明成果的长处，扎实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韧性，有效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充分释放了市场和社会的活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区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制度的根本标志。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必须高度重视中国制度的稳定性和创新性，铸牢制度现代化的创新根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以制度的力量应对风险挑战。一方面，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制度具有天然的稳定性特征，但稳定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不变”与革除机制体制弊端之“变”的有机统一，从而在制度“不变”的治理框架下体现治理效能之“变”的渐进步伐。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社会制度交融、交锋之势前所未有，构成多元共存的政治多极化发展大势。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中创新发展中国制度。若一种制度长期自我封闭、孤芳自赏，其创造性和创新性就会受到制约，最终走向衰落甚至灭亡。要理性看待“他山之石”制度成果的价值，引导不同模式制度在多向互动中取长补短、择善而从、互促共进，这也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推动制度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以其科学性和优越性解决全面深化改革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动力。

（一）党的领导制度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各项事业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这一重要论述澄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者、领导者、推动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把方向、谋大局、促改革的重要作用。党的领导是加强制度建设的根本保证，是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实现幸福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更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内生动力和强大根基。回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从一穷二白走向伟大复兴，从播下革命火种的小小红船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巍巍巨轮，绘就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新时代新征程，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这就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将其贯穿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各层次、各环节，以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进展顺利、成效显著。

回望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被实践证明能够持续推动中国进步发展的先进制度。展望美好未来，只有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领导，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不动摇、不偏轨、不折腾、不停顿，将擘画的中国式现代化美好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现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健全和加强党全面领导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聚焦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切实推动全党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一往无前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建立在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的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保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基础、制度保障和制度动力，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基于历史维度的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映射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确立到调整完善的历史逻辑。所有制结构改革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动力机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我们党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从根本上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逐步探索出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从单一按劳分配向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转化，从单一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化，再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基本经济制度的出台，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动力机制。分配制度改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激励机制。具体而言，改革开放47年的实践证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同我国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分配体系，有效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激励机制。经济体制改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效率机制。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耦合统一，是社会主义前所未有的伟大创造，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效率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系列部署，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构建更加成熟、稳定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构建高标准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实现市场机制有效调节、供求均衡。要建设更加高水准、高要求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深层次、宽领域的高质量开放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为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提供了根本保证。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凝聚中国式现代化精神力量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始终扮演着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重要角色。文化制度在一个国家建设中占据提纲挈领的位置。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以其独特的基础性、融贯性、统摄性力量，形成共同的价值认知和意识形态共识，为国家治理体系提供精神支柱和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观照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高度重视思想文化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并重推行，在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探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构建起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们党百余年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历史性成就，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深远的战略考量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征程上文化改革发展工作打开新局面、形成新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文化建设提升至新的历史高度，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坚定“四个自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总纲目、总指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文化繁荣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和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要通过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一方面，着力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引导全社会公民自觉遵守公序良俗。另一方面，不断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扩大优质文化供给力度，拓宽文化消费领域，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铸思想力量、提供文化支持。

（四）生态文明制度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生机勃勃

中国式现代化是谋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关系和谐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并首次提出“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的命题。这实际上从侧面印证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借鉴西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成果，从把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纳入我国的基本国策，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一以贯之地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对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持续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深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遵循产业结构的绿色化转型、发展循环经济的一般规律，在构建宜人乐居的生态环境中，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奋楫扬帆、生机勃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近年来，我们党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推进了一系列变革性实践，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系统性重塑，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导向的美丽中国新格局。但是，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我国资源压力加大、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因此要继续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径，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巍巍巨轮行稳致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三个方面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我们要从系统和全局的角度出发，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评价、考核制度，构建科学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率。坚决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解决制度构建薄弱环节的梗阻问题，健全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完善保障碳市场高效运行的基础性制度。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能够有效提升协同制度运行效率，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五）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人人享有

现代化发展的规律表明，民主化与现代化相伴而生，民主化既是现代化的前提，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在领导和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度观照中国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将民主发展与现代化探索相结合，打破了西方国家固有的民主模式，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民主发展的创新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我国各项政治制度都是在遵循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之上建构和运行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通过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良好政治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筑牢民主基石、汇聚磅礴力量。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现代政治文明，通过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规范民主程序等方式保证人民平等参与民主实践的权利，有效地实现了民主形式与民主实效、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的统一，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时代在进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也在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层面加强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探索性研究，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健全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一是要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优势。“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能够畅通利益诉求渠道，切实化解矛盾纠纷。我们要通过建立民意反馈机制、加强协商机构建设、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等方式，不断完善规范协商程序和流程，真正做到好事共商、难事共治。二是要健全基层民主制度，筑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基础。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在基层，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石。拓宽基层民主渠道，要以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创新多元主体联动机制、推进政务公开为重点，不断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内生动力。三是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共同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在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体系，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因此，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高度重视统战工作，积极为党外人士、宗教界代表人士、海外华侨同胞搭建参政议政平台，以“全员性”视野协同推进统战工作。质言之，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能够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新创造的活力，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推进。

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重要结晶，体现了人类现代制度文明的中国智慧，释放着人类治理理念的中国方案。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充分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战略性有利条件，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来源：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作者：田鹏颖，东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赵婉君，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